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杂志审稿周期

xj4448 1小时前发布 赞 491

随着全球对灾害风险管理的承诺和投资的不断增加，相关工作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也在逐渐加深对优秀做法、成功的促进因素和障碍的理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创新研究，可以为有效适应项目的基本要素快速提供有价值的评价指标。近期，为应对各种冲击和胁迫（包括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效应），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就如何提升恢复力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讨论过程中发现，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两个方面取得的经验及面临的挑战等具有明显的重合，因此，对采取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综合措施逐渐达成共识。基于以上逐渐增长的认知，形成了以下“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11。整体来说，这些原则为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系列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标准，这些标准适应于多个领域和不同情景下的项目周期。（1）增强对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危害、气候变率及气候变化会对相关区域和人群产生影响，通过加强对其历史变化、当前状况和未来趋势的认知，为人类决策和行动奠定基础，从而提升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恢复力。这些认识需要包括多尺度的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如区域和地方尺度。通过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分析过程并分享经验，增强G其对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2）增强对暴露度、脆弱性和能力的认知：评估群体、系统和资源的脆弱性和能力，应该是确定项目的实施区域、目标人群（包括对脆弱性具有不同认知的人群）和项目目标的决策基础，也是确定能够提升灾害与气候恢复力的各项措施的决策基础。这不仅需要分析当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还应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影响。通过过程参与和经验分享，增强所有利益相关者对暴露的成因、脆弱性和能力的认知。（3）明确权利与责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成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责任主体，提高人民对权利的认知，并保障人们享受其应有的权利。治理G体系和政策环境需要保障面临风险或受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享受其应有的权利，使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承担决策和行动的责任。此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如非政府组织，应该补充和促成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4）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所有处于风险的人们都有权利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中。人们对影响的直接认识是保障他们根据经验分析并采取行动的重要基础。受危人群自身及其委托代理人决定了提升恢复力策略的持续性。因此，所有制定政策的过程和行动都需要受危人群的直接参与，包括女性、男性、儿童及高风险人群。（5）促进系统性的参与和改变：由于危害和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脆弱性和暴露度存在多种成因和驱动力，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策略需要全社会和政府所有部门的参与。多部门和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目标是将灾害与气候恢复力提升作为发展规划的核心。所有参与者对这一目标的承诺应该反映在各自的政策、规划和预算中。（6）促进多层级的协同配合：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对家庭、社区和地方采取的行动至关重要。类似地，一项政策或者法规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执行度和与受危人群的相关度。各层级采取的决策和行动应当互为借鉴，并与发展规划协调一致。（7）借鉴并建立多渠道知识体系：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析应当用科学研究的成果补充当地传统的认知，从而促进新认知的形成。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措施应促进有效措施的重复实施，鼓励自主性创新和引进适合的外来技术帮助解决新的或者加剧的挑战。监测和评估已经实施的策略和项目，确保知识的吸收和经验的分享。（8）秉持灵活性和响应性：由于气候变化的效应和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局地水平其不确定性更高，而且许多动态过程（诸如城市化和环境退化G）均可以影响暴露度和脆弱性，因此，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析需要考虑新知识。同样，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项目和策略也应保持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发生的新情况。（9）注重不同时间尺度：分析过程、策略制定和项目设计均需注重当前已知的风险和未来可能的情景。不能忽视对已知危害发生的防范工作，使其支撑气候变化中的长期影响及其他潜在的、未知的冲击或胁迫的适应能力建设。此外，需要根据时间尺度进行相应的资源分配和适应活动的规划。（10）遵循无害原则：提升灾害与气候恢复力的策略和项目要始终包含对其潜在负面影响的评估，包括引发的冲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一旦发现潜在的危害，需要将能够大幅降低或去除负面影响的措施纳入实施策略和项目设计中。为了避免产生错误的认识，或者促进不当适应G，项目要始终基于多灾种和多影响进行评估。本指南的第3章至第6章阐述了在项目实施周期中、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情景下如何应用综合方法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案例分析：越南中部沿海省份适应逐渐增加的气候变化脆弱性12项目实施地：越南项目实施方：世界宣明会沿着越南3000千米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低洼河流三角洲，当地居民以水稻生产和近海养殖为生，他们面临的重要长期威胁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和盐水入侵13，更直接的威胁来自日益严重的台风和日益频繁的洪水。2005年，世界宣明会开始在越南中部沿海省份广义（Quang Ngai）省开展工作，当地社区受灾害影响严重，恢复生产面临巨大困难。为了提高当地的适应能力，其中一个项目关注于利用各种现有的当地资产，提高社区对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恢复力。在37个小村庄建设了43处中小型的基本设施，包括为保障雨季交通畅通的田间道路养护和硬化，以及避免儿童接触污水的操场垫高。49个村庄的1000多户还获得了修缮房屋的贷款。项目还关注为家庭创造可替代的经济收入机会，以使他们不再依靠种植单一作物来维持生活。2583户家庭得到了创造额外收入的支持，诸如种植竹子或出售农产品，而非单一种植水稻和水产养殖。以学校为本的项目，确保儿童能够获取面临灾害时充分判断和自我保护的知识和信息。项目执行过程中，红十字会为社区的备灾信息传播提供了无线通信系统和广播站。该项目还开发了家庭和村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DRRPs），有助于制定和采取灵活的前瞻性决策和治理措施，并通过与省、市、区县和社区水平的规划相结合，促进多层级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为了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项目中选出100多个村庄协调员，组建了10个营救小组，对他们进行自然灾害减缓和医疗救护方面的培训。相应地，他们帮助10个镇子、50个村庄及7000多户家庭制订了自己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这些都纳入到地区和国家已有的规划中。以学校为本的灾害防范项目直接提升了儿童的福利，惠及500名教师和2万名学生。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吸取了以下经验：①在现有的政府框架内开展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并将其纳入当地的规划是获取政府支持并为当地项目争取资源的关键；②虽然创造有利环境和鼓励创新对促进发展替代生计措施至关重要，但是大多数接受小额贷款的家庭所能投资的范围非常有限，多数都是投资于种植竹子、生产鱼子酱和种植蔬菜等，导致这些产业的市场饱和，广义省与主要商业中心的遥远距离放大了这一饱和现象；③由于缺乏维持新生计活动所需的劳动力、知识、土地和市场链条，不是所有的生计项目都能取得成功，因此，在发展多样化的生计活动时，需同时提供相关的技术，这对确保适应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有些新的经济收入方式并不成功，例如在河岸边种植竹笋并没有增加经济收入，因为在竹笋还未长成之前已被洪水淹没，这说明仅拥有资产还不足以提高适应能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假定人们具有相关的劳动力、知识、土地和市场链条，保证从出售竹子和家庭农产品中获得收益。然而，种植竹笋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增长是一项长期投资。项目结果证实，技术知识的长期投资对于那些需要快速提高收入的社区来讲是一项挑战。常见问答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具有相似的目标和共同的效益，因此，它们两者之间紧密相连，两者均关注如何降低人们面对危害的脆弱性，提高人们预测、应对和灾后恢复的能力；由于气候变化增加了与气候相关的致灾因子的频率和强度，采取灾害风险管理措施对支撑社区适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并非所有的灾害致灾因子都与气候相关。与气候（或水文气象）相关的致灾因子主要包括洪水、干旱和风暴，与气候相关的灾害风险管理同样可以应用于地质致灾因子（例如地震、台风和火山爆发）、技术致灾因子（例如工业、化学泄漏）和冲突。同样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危害，其中包括影响社区的长期效应，例如温度升高、季节规律异常、降水格局变异和海平面升高，还包括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健康和贫穷的后续影响。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天气和气候之间的区别在于时间尺度。天气是指从数小时到数天的温度、降水和风的变化；气候是指天气条件的长时间尺度（大于30年）的平均态。如何处理气候预测中的不确定性？虽然气候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气候变化科学的主要结论是基于多个事实的，这些事实证明地球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这一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于气候预测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同时气候变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气候变化行动的决策不仅需要基于科学上的考虑，还需要考虑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气候变化适应是唯一的措施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还致力于解决其成因——温室气体污染。如果继续按照当前排放趋势发展，全球平均温度将在未来50年内上升2℃～3℃，到21世纪末有可能超过5℃或6℃（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2006）。这将带来多种严重的后果：从永久冻土融化到热带雨林消失（贮存的碳随即消失），几乎所有极地冰川将消失，极地冰盖融化。一旦达到2℃～3℃的升温阈值，阻止全球变暖将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变暖危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付出巨大的努力。然而，尽管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减少排放，有些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小部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最为严重，需优先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潜在的影响。人道主义救援采取灾害风险管理是否现实？即便是在需求紧迫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的各种方式也可以提高个人、家庭和社区自身及当地机构的恢复能力。例如，现金发放可以平衡人们在紧急需求和保护生计资产之间的矛盾，避免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当国际组织与当地组织合作分配紧急援助物资（例如临时性避难所）时，双方可以互助，一方面，当地组织可以帮助国际组织有效分配紧急援助物资；另一方面，当地组织可以从灾害救援中获取经验，帮助他们提高社区的备灾G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不同的灾害情景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人们的一种现实期待。更多相关指南，请参见2 人道主义危机的早期恢复部分。在缓发性灾害中有更多机会降低当前和未来灾害的风险。发展和人道主义组织可以提供援助，帮助人们降低患病的风险，例如，在易旱区修复水源，为洪涝区提供饮用水消毒用的氯及相关知识；他们还可以为加强早期预警系统G提供技术支持，改进疏散流程，提升地方政府评价和降低风险的能力。获取更多指南，请参见4缓发性灾害部分。环球人道主义应灾最低标准的若干核心标准与灾害风险管理相关。获取更多相关的实际行动、指标和指南备注，可以参见该环球手册（工具和资源第114页）。工具和资源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15页。

hyydlsh 2小时前发布 赞 330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6%增长到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3亿下降到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因此,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蕴育阶段。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04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 "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 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 "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 "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05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 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 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而同时货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多年出现400多亿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货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必然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 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这样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500亿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000亿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达74%,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即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立即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菜蓝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问题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逼使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大范围涌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来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 经济高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利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涨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政府信用危机！ 又由于上次危机中失败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根本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早该破产了！ 金融部门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产,其解困行为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入高利润领域,提高贷款利率,以高盈利来抵补以往亏损;二是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其过剩、低息资金来缓解中长期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进一步亏损。 尽管国家现行政策限制使之无法公开走第一条路,但暗中违纪拆借或利用自办公司参与金融投机仍屡禁不止,使得国内资金市场利率一直在月息二分左右,高利贷由此横行全国;而第二条路--大规模举借外债(对外扩张信用),则显然正在发生作用。1994年上半年中国外债总额从上年800多亿元激增近半,达到1200亿,即是明显例证。同时, 由于40%的逾期贷款包袱越背越重,银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内扩张信用。1994年上半年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显例证。 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金融体改要转换机制、实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全行业统算竟无自有资本金并且超额负债而势难成立,唯有在划分职能之际将逾期贷款和亏损重负甩给政策性银行由国家财政背起来,才可能做到让银行有正常经营利润。但甩给财政的包袱势必恶化财政亏损局面,转而演化为新增内债,仍会扩张长期信用。 一般而言,当信用膨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这即是信用崩溃的表现之一。 本次经济危机与政府对应之策的其他性状特征与上次类似。例如高涨期的投资消费双膨胀与危机期的紧缩银根,控制物价等。只是此次压缩基建会相对影响几千万进城民工的就业,社会犯罪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且由于基数巨大而防不胜防。06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从而,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于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于是渐次开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于是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