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杂志难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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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suyu

危机事件:潜伏的祸根或者危害事件,比如印度日本菲律宾。突发事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比如汶川地震。风险事件:想办好,有可能办砸的事件。比如股市和银行理财三者不是一回事,危机事件需尽快解决,不能拖延,能打的不必谈,能早打的不必如晚打,能先用核弹的坚决不用导弹。突发事件需防范,但百密必有一疏,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风险事件续谨慎,涨点就快跑了算了,别指望它会涨更高。危机事件可以变成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存在风险,风险事件都有危机,危机事件一般会突发------------

z816109846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1998年亏损比利润高出近一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仅199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就向银行转嫁了4800亿元不良资产,使银行体系中泡沫的压力越来越大。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占有7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7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自己坏债累累,最终拖垮银行,导致信贷萎缩。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上来。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满足国有企业简单再生产资金需求,又要解决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以维护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额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是很难完成按照“安全性”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基本机理是:企业融资高负债低效率商业银行流动性困境风险增大中央银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上述风险转移形成一个有序流动且不可逆转的过程。 三、对策建议 (一)重塑银企关系,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有两大主要模式,即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的证券主导型融资模式(直接融资为主)和以日德为典型代表的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间接融资为主)。在我国,企业融资已经历了传统体制下单一的财政主导型融资方式和转轨体制下畸重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当前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刚性和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刚性之所以形成一种“高度粘合”的状态,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融资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由34国有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相关问题研究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都是一种“父子”关系,在他们之间也就难以发生真正的融资行为,而只能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正是这种“内源融资”和产权不分,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与高风险等一系列效应的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内源融资”性质和产权安排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必须重塑银企关系,即在明确企业和银行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的基础上,通过密切银企在管理机制、产权关系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组织形式,从而规范银企两个法人之间的市场往来关系。从这一思路出发,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把银行对企业的一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银行监控企业的积极性,从根本上遏制企业不良负债的形成。同时,要重塑融资主体的制度基础。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公司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割断与政府的“父子”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并通过股份制重构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对我国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造,先要按《公司法》明确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即商业银行是独立经营的金融企业法人,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营;同时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使专业银行转轨为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按股份制组织形式进行产权改革,最后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才能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真正按照市场需求组织资金和货币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过,即使建立了市场制度下的融资主体关系,银企之间的高负债和高风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 我国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企业债券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是急剧萎缩或徘徊不前。到1996年底,我国累计发行有价证券9918 74亿元,但企业债券只发行了1565 0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5 8%。这样,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只有股票融资。其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融资结构单一、机制不健全和功能缺陷,而且与国际企业融资结构潮流即股权融资的衰落和债权融资的兴起也不相适应。现在美国债市规模大约是股市的5倍。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债权融资也日渐红火起来。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企业对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不积极的。现行资金供应制度的软约束,窒息了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企业发行债券与间接融资相比,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负债风险以及运作效率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一是发债成本高。二是筹资过程长,运转和操作过程复杂。三是负债偿还期限约束。 目前企业发债规模偏小的基本症结,还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的限制,信贷资金供给导致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窒息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国家从紧的指标管理,又使部分介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的发债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的资金需求仍只能而且必须由银行来满足,而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必然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 因此,我们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以建立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软约束”的特殊情况,发债融资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迫使企业走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的道路。由于发行债券是有确定期限和利息界定的,企业到期时就必须如数还本付息,而不能像股票分红那样可以暂不分配;而且购买者大多数为居民,欠老百姓的钱是无法赖帐的。这就给企业增加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此外,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还可以起到正效应作用,如拓宽投融资渠道,让一些资金盈余单位(国内保险公司每年有1000多亿元资金急于寻找运作渠道)投资购买企业债券,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些资金盈余单位和大量社会游资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而只好进入股市炒作的行为。当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破产制度,并严格执法和管理。 (三)建立竞争、高效、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转移性风险能否最终得到控制和化解,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建立一个竞争高效的商业银行体系。新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建设必须有利于盘活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最终将不良资产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从根本上提高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这除了对宏观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解除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和政策性职能外,银行体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就一直存在着“改旧衣或制新衣”的讨论,即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设立新商业银行与改革原国家专业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即如何处理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实质过程看,渐进式改革策略选择的是“改旧衣同时辅之以制新衣”,银行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转轨。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致使商业化进程过于缓慢。而商业化进程的迟缓及不确定性则使得这种垄断性具有更多的负面意义:一是缺乏竞争,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二是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大,包括来自外部的信贷风险以及因内控机制功能性缺陷而导致的内部风险。三是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因不能良性循环而无法提高,未来损失继续产生。资金配置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因此,解决之道在于以增量带动存量,以竞争促进效率。为此需要在对内、对外开放银行业务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充实现有的银行体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以促进竞争,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最终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的两个基本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必须和谐发展,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才会降低,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才能提高。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融资效率提高不仅有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来支持,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金融市场功能综合发挥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中心工作,人们寄希望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充分发挥来提高国有企业运作效率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回答者:小雨静滴 - 助理 二级 2-7 12:07 --------------------------------------------------------------------------------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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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评估与区划的难点与滑坡编目相关的困难滑坡事件通常散布在区域各处,彼此相对独立,规模相对较小但发生频率高。滑坡灾害不像地震或洪水灾害影响范围大,因此滑坡调查数据库和编目图的编制是一个十分繁琐的过程。要逐一对所有滑坡进行编图和描述,每个滑坡点的特征都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国家中,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从事滑坡数据的维护工作。不同部门(如公共事务部或交通部等)都有自己的滑坡数据库。因他们关注的影响地区和问题不同,因此所建立的滑坡数据库不够全面,且彼此之间数据的共享也有障碍。报纸和其他历史纪录也只记载那些造成重大破坏的滑坡事件。大学和研究机构所进行的滑坡编目图的编制也只是他们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项目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所建立的数据库不可能再进行更新。因此无论从覆盖区域还是从调查时期的长度来看,很难获得全面完整的滑坡编目图(Ibsen和Brunsden,1996)。即便是存在这样的图件,也很少有关于坡体失稳的类型和特征方面的信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使用航片或卫星影像解译来获得滑坡历史信息。这就需要获得一定时期的遥感影像数据。但由于对绝大多数编录的滑坡发生的具体时间不清楚,就难以将滑坡事件与触发事件(如降雨或地震)关联起来,特别是不同的滑坡类型有着不同的气象触发条件。滑坡编目图的缺少或质量不高、不完整给建立易损性关系和校正滑坡灾害图带来了困难。与空间概率评估相关的困难为了进行定量风险评估,首先需要进行危险性评估。目前大多数危险性图还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的水平上,基本上是确定敏感性,可以将其看成是空间概率的表征。滑坡的空间概率或敏感性可通过不同的分析方法获得。基于统计的滑坡危险性评估已经非常普遍,特别是使用GIS和数据综合技术,将滑坡编目图和环境要素图中的空间信息关联起来,分析和评估滑坡发生的空间概率分布或滑坡敏感性,这样的评估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在与近期发生过滑坡的相似环境条件和触发条件下发生滑坡的可能性大。然而,滑坡发生的前后地形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等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基于这样的假设的空间概率预测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此外,对于不同类型、深度和体积的滑坡,其产生滑坡的环境条件组合都有其特殊性。很少见有对不同滑坡类型分别建立统计模型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将所有的活动性滑坡作为一体来建立统计关系。基于统计的滑坡敏感性评估难以将触发因素(如降雨量、地震加速度)考虑进去,如果考虑触发因素,也是考虑其空间变化,而不是考虑时间变化。在滑坡敏感性评估中,专家的“主观”判断起重要作用,如何使用“客观”的计算机算法来取代专家的“主观”作用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GIS在滑坡敏感性统计评估中主要是一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通常将非常复杂的环境控制因素的信息加以十分简单的概化。另一方面,利用水文和坡度稳定性确定性模型可以给出更加可靠的结果,但这样的模型要求有详细的空间参数数据库。最敏感的参数是坡度(通常可从精确的DTM中生成)和土壤厚度。这些参数的空间分布很难进行测量。如果土壤厚度未知,潜水面高度与土壤厚度的比率就无法获得。该比率值是坡体稳定性最敏感的参数。尽管地貌模型能对土壤深度给出一定的预测,但其空间变化性很大。此外,下伏岩石中的风化作用因素常常被忽视。难以测定的物质参数(内聚力和摩擦角)空间分布变化大。在GIS环境中,仅无限滑坡稳定性模型(具有平行于滑动面的滑坡)适用于较大区域,而对于汇水流域尺度的滑坡模型(具有复杂的活动曲面的滑坡)难以在GIS环境下进行操作。与时间概率评估有关的困难滑坡是发生在局部的灾害,通常不会在同一地点重复发生不同频率和规模的滑坡。也许泥石流和岩崩的发生会违背这种规律。但大多数类型的滑坡一旦发生后,坡度条件就发生了变化,重复发生滑坡的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讲,不像地震、洪水、泥石流和雪崩灾害有其固定的运动路径,通常无法建立给定位置上滑坡发生的规模与频率之间的关系。然而,还是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如整个流域)将滑坡发生率与其特定的触发事件特征(如降雨)进行关联,即将滑坡的空间频率与重现期联系起来,从而建立滑坡规模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滑坡历史纪录的缺少或不完整是滑坡危险性和风险性评估的主要障碍。因此,世界上大多数研究不可能建立滑坡发生率与重要的触发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这与地震和洪水灾害不同,可以对它们建立出规模—频率函数。与滑坡运动路径模拟有关的困难对滑坡初发地区的运动路径进行模拟一直非常困难。根据以前事件建立最大摩擦角曲线,用它来确定滑坡的运动距离,或建立与环境因素有关的变量摩擦线,以此圈定基于GIS的滑坡影响带。然而,这样的经验分析需要大量的数据。通常雪崩数据丰富,而滑坡数据则不足。在确定性方法中,所需的物质参数在滑坡快速流动条件下很难进行测定。此外,很难模拟出初次发生运动的滑坡(绝大多数滑坡都是初次的)运动路径和影响范围,这需要非常详细的DTM数据,在GIS环境中模拟滑坡的运动路径还会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与滑坡易损性评估有关的困难对于大多数滑坡类型(泥石流和岩崩可能是例外)而言,进行承灾体的易损性评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滑坡灾害损失方面的数据非常有限。此外,可能的滑坡规模的预测很难,这取决于触发事件的规模及其事件发生时的环境条件(如水位高度)。与其他灾害(地震、洪水、风暴)不同,滑坡灾害的损失估计模型不存在。原因同上面一样,还是因为缺少历史数据。此外,滑坡造成的损失具有孤立的“点”性特征,这与其他灾害(如地震、洪水)造成的“多边形面状”特征不同。缺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滑坡和不同承灾体易损性方面的信息必然成为滑坡风险评估的主要障碍之一。易损性由建筑类型(建筑物材料和地基类型)的承载力所决定。此外,由于建筑物的使用年限、结构和规模也决定着这些建筑物的价值或费用,从而使不同建筑物对同一灾害(如10年重现期的滑坡)的易损性和风险有所差异。此外,在计算人对灾害的易损性时,建筑物中的人和道路上行驶车辆中的人是否受到灾害影响的时间概率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确定承灾体的时间易损性可能会遇到麻烦,并且过程十分耗时,承灾体易损性可以进行分类和编图,不会遇到许多概念性问题。在滑坡风险评估因素中,迄今为止,危险性方面是最复杂的。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的来说,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只是关于过去滑坡发生地点、滑坡的特征以及用以解释滑坡发生的定性地貌图或灾害图。很少有能够预测未来滑坡发生地的滑坡时空分布图。即便是有所谓的预测图,也没有对预测结果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检验,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Varnes等(1984)所说的那样:“尽管滑坡灾害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且所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地球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进行不断的研究探索,编制了成百上千张滑坡灾害图,但到目前,表示滑坡危险性、易损性和风险性的概率图还很少。”目前滑坡风险评估还属于探索阶段,存在许多不足。概括起来,这些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方面:(1)在每个物质运动发生地与相应的环境因素之间没有建立起明确的统计关系,只是建立了预先划分的斜坡单元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2)没有分别评估不同类型的滑坡;(3)对滑坡的初发地和累积带没有加以区分;(4)没有按照相应的航片解译时间,将滑坡物质运动时间进行划分;(5)基本假设——滑坡发生的“相同”条件太严格,实际上滑坡发生的条件都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6)在预测模拟中似乎都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理论基础。如果对未来一定时期内预计发生的滑坡的数量和规模不进行特别假设的话,就不可能估计出未来滑坡的发生概率;(7)几乎所有的敏感性评估结果都没有进行检验;(8)没有对三种危险性模型得出的相对危险性等级进行定量比较分析,也没有对危险性不同等级水平进行解释,对滑坡单元也没有进行验证。根据文献研究,现有滑坡定量空间预测模型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1)输入数据的简化。简化输入数据会丢失许多详细的信息。在滑坡危险性评估中,将坡度和高程等连续型数据转化为若干个等级的离散型分类数据的做法十分普遍。这种数据的简化处理主要是为了适应所提出的模型及其计算机程序的要求(不能处理连续型数据,但目前这已不成问题)。例如,Clerici等(2002)提出了基于独特条件单元(uniqueconditional unit)的预测模型,需要将从原始的1∶10000DEM中提取的坡度和高程连续型数据转化为离散型数据图层。许多研究尽管使用了高精度的DEM数据(5m或10m网格单元)来描述诸如“凸凹度”等地貌特征或滑坡陡崖特征,但在预测模型中很少直接使用高精度的原始连续型数据。Carrara和Guzzetti等(1995、1999)基于地貌单元或坡度单元进行预测分析。单元大小从几平方米到数千平方千米。尽管原始DEM分辨率达10m,但在每个单元中,仅有一个坡度或一个等级的坡度值。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计算机容量和计算能力的限制,这种简化是必要的,以适应海量空间数据定量空间预测模拟的条件需要。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目前这种数据的简化已不再需要。(2)离散型数据层和连续型数据层的混合处理。在滑坡危险性评估中,要素图层有的是连续型数据(如坡度、高程),而有的则是离散型数据(如地质、地表物质)。在以往的预测评估中,要么将所有离散型数据转换为二值(0,1)数据层,要么将所有连续型数据转换为离散型数据层。这种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会丢失许多原始数据的属性特征,这将大大降低滑坡危险性预测评估的准确性。(3)在预测模型中没有对假设条件加以说明。从Clerici等(2002)简单的“条件分析”,到Carrara和Guzzetti等(1995,1999)以及Chung和Fabbri(1995,1999)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的所有滑坡定量空间预测模型,实际上都隐含着许多假设条件。没有这些假设条件,就根本无法进行预测分析。例如,Carrara等(1995)基于判别分析得出的“概率”大小,编制了滑坡危险性评估图。这种“概率”表示的是未来滑坡发生的概率。但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和说明。几乎所有的滑坡危险性定量预测分析研究都没有对假设条件加以讨论和说明。(4)对预测结果缺乏有效的检验。如果预测结果没有进行有效的检验,其使用的预测方法就不具有科学可靠性。滑坡危险性区划图是用来显示未来滑坡发生的可能位置,需要对预期结果进行检验。而绝大多数的研究预测都缺乏这样的检验。可喜的是,Chung和Fabbri(2003)提出将空间数据库进行时间/空间分组,一组用于建立预测模型;另一组用于预测结果的检验。Fabbri等(2003)使用了类似的有效性检验技术,对每个图层及其组合关系的预测灵敏性进行分析。(5)缺乏对未来滑坡概率的估计。通常在滑坡危险性图基础上,加入详细的社会-经济空间属性特征(如人口和基础设施分布及相应的经济参数)得到滑坡风险图。为了综合进行社会-经济分析(包括预期的“费用-效益”分析),需要将不同的滑坡危险性等级转换成滑坡未来发生的概率,以用于随后的承灾体易损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大多数滑坡灾害区划一般仅限于滑坡敏感性区划,往往没有估计滑坡未来发生的概率。Fabbri等(2002)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通过其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如何应用检验技术,综合考虑滑坡危险性水平和易损性情景来表示滑坡风险大小。在应用滑坡风险分析成果时,要认识到滑坡风险分析存在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何滑坡的空间信息都包含着难以估计的不确定性;社会-经济数据的精度和质量差异大,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对建筑物和社会的易损性进行粗略的估计;风险模型总是对现实的概化,模型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受数据的限制;计算的滑坡风险是对一定时间的现实分析的静态表征。三、未来发展前景地形数据的改进随着地理信息科学和地球观测技术的迅猛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可用于更可靠的滑坡危险性和风险评估。在滑坡危险性和风险分析中,地形是重要因素之一。数字高程模型(DEM)起着重要作用。在过去15年,无论是在高精度的地形数据可得性方面,还是在地形数据处理软件开发方面都有重大进展。使用航片的成像方法生成DEM、GPS的应用、地形图的数字化及其插值专业软件,现已成为大多数滑坡研究人员工作的标准程序。来自NASA航天雷达地形工作组(SRTM)的DEM数据已覆盖全球,在美国境内分辨率为30m,在世界其他地方为90m(Rabus等,2003)。这为开展区域尺度的滑坡研究奠定了基础。干涉雷达(InSAR)日益成为准确、快速采集地形数据的重要技术。目前正在运行的星载InSAR系统有:ERS、ENVISAT、RADASAT。近年来该技术已被用于滑坡位移的监测和测量(Fruneau等,1996;Rott等,1999;Kimura和Yamaguchi,2000;Rizo和Tesauro,2000;Squarzoni等,2003)。目前使用DInSar技术进行植被覆盖地区的斜坡位移探测还有许多限制(如大气条件干扰)。业已证明,干涉雷达技术是生成DEM和监测缓速滑坡的一种好方法,但它对于滑坡编目填图不是十分有效。另一种用于高精度地形填图的新技术是激光测距(LiDAR)。通常LiDAR的点测量可以提供DSMs,其中包含有关地球表面的所有物体(建筑物、树木等)的信息。Montgomery等(2000)、Dietrich等(2001)、Crosta和Agliardi(2002)将LiDAR技术应用于滑坡敏感性评估中。Norheim等(2002)在同一地区对LiDAR和InSAR技术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LiDAR生成的DEM精度远比InSAR高,而且与航片成像技术相比,LiDAR更经济些。陆地激光扫描技术已经研制出来并被用于滑坡体或岩石坡体的3维结构表征(Rowlands等,2003)。一旦激光扫描技术更加便宜,就可获取高精度、大面积覆盖的DEM,这将为新滑坡的编目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滑坡编目填图的改进如上所述,滑坡编目图是滑坡风险评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如果滑坡编目图包含滑坡发生时间、滑坡类型和体积的信息以及当发生重大滑坡触发事件后相关数据得到及时更新的话,滑坡编目图就更加重要。尽管滑坡编目所需的地面数据采集具有重要作用,但大多数信息来自遥感信息。在过去10年中,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识别小规模滑坡失稳并进行编图的可能性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现在多光谱、全色卫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已达1m,其应用前景广阔(CEOS,2001)。在无植被覆盖地区,使用中等分辨率系统(如LANSAT、 SPOT、IRS-1)的遥感影像,可以根据不同的光谱波段鉴别出滑坡体。ASTER是目前最经济的、可用于滑坡填图的中等分辨率卫星数据之一。ASTER’s14多光谱波段(VNIR、SWIR、热IR三个波段)和立体影像功能使其成为区域尺度滑坡填图前景广阔的技术,特别是在缺少地质图和地形图的地区(Liu等,2004)。在滑坡编目填图中,还可利用高分辨率的立体影像(如IKONOS或Quickbird)进行地貌解译和滑坡填图(De la Ville等,2002;Petley等,2002)。利用目前GIS和影像处理软件(如ERDAS立体分析模块或ILWIS)也可将平面卫星影像转化为立体影像。这为提高滑坡编目填图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持。模拟滑坡启动机制研究的改进在目前的研究中,滑坡危险性评估通常限制为经验降雨临界值方法或多边量统计技术(Caine,1980;Corominas,2000;Fan等,2003)。这些方法忽视了降雨触发滑坡的启动机制,大大降低了滑坡危险性的预测和定量分析水平。在缺少滑坡历史数据或没有明显的统计关系的地方,利用现有方法预测滑坡危险性是不可能的。 因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森林砍伐或气候变化的缘故导致滑坡边界条件发生变化,滑坡的历史数据就不再有关,也不再有用(Van Beek和Van Asch,1999;Van Beek,2002)。因此,建立降雨入渗、坡体地下水补给与坡体滑动之间的物理动力机制模型,特别是联系着植被和位于滑坡体内较深的地下水储存之间的过渡带—包气带的作用以及优先流的作用必须加以考虑,以便能更好地预测因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引起的失稳频率的变化(Bogaard和VanAsch,2002)。模拟滑坡活动范围的改进滑坡活动范围模拟相当复杂,因为涉及坡体开始滑动的物源组成、行动路径的地貌形态,以及在滑坡运动过程中所携带的物质(Savage和Hutter,1991; Rickenmann,2000;Iverson等,2004)。通常滑坡的沉积物特征与初始滑动的物质不同。大多数情况下缺少关于滑坡速度或流动类型方面的信息,因而难以估计流变动态特征,并应用物理模型对相应的物质流动进行模拟。另一方面,模拟泥石流物源区的准确位置以及沉积扇物质的扩展。不同的滑坡活动模型与GIS结合,可以模拟出准3D的运动物质分布。然而,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利用GIS中的不同算法,会得出不同的活动范围。可以利用随机技术来克服这些技术问题。滑坡危险性时间概率评估的改进为得到真正的滑坡危险性图,应在汇水流域尺度的敏感性图件中加入时间维度,这必将是一个挑战。使用确定性方法与概率统计技术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一种办法是将不同类型滑坡的场地尺度的确定性水文动力学模型升级为适用于流域尺度的模型,用来评估滑坡发生的时间概率,也有可能评估滑坡发生的规模(体积、面积)和/或滑坡活动范围。需要有确定不同气候情景下滑坡和岩崩危险性和风险的时空模式的方法和模型。滑坡易损性评估的改进滑坡易损性评估是滑坡风险评估中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不像地震、洪水或风暴等灾害,滑坡易损性定量评估所做的工作很少。地震、洪水或风暴等灾害的损失估计决策支持系统建立非常完备,有较简单的损失评估工具,也有多灾种复杂的损失评估系统(如HAZUS)(FEMA,2004)。滑坡易损性评估遇到的问题是,滑坡有许多类型,应该分别进行评估。滑坡易损性方面的信息应来自滑坡发生的历史资料,然后利用模拟方法和经验方法进行易损性评估。总之,有关滑坡风险评估的文献研究表明,在过去10年中,开展了大量的滑坡风险评估研究,定量滑坡风险评估主要是针对场地尺度和线性构筑物场所(如管道和道路)开展的。而定量滑坡风险区划编图,特别是中等尺度(1∶10,000~1∶50000)滑坡风险区划图的编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中等尺度的滑坡风险区划图可用于土地开发规划和灾害应急响应(Michael-Leiba等,2003)。利用该类图件,可以确定出不适宜开发的地区,也可以用来选择相对风险高的地区,以进一步开展详细调查定量确定风险,进行费用-效益分析,以确定未来开发方案。鉴于上述区域滑坡风险评估的诸多困难,建议对中等尺度的滑坡风险评估进行定性或半定量评估,将滑坡风险划分为“非常高”、“高”、“中等”、“低”、“非常低”不同的定性等级,这些等级的确定是根据专家知识和经验以及利用统计模型和确定性模型得出的结果。不同风险等级还应包括其实际应用含义的描述性语言。建议对每种滑坡类型进行单独的风险评估,因为每种滑坡类型的失稳效应彼此差异很大。编制的风险图件应直接指示出在一定的环境背景条件下影响风险的 地貌证据,如滑坡运动距离、规模、滑坡深度、滑坡的回退运动。地理信息系统(GIS)已成为滑坡危险性、易损性和风险评估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在大尺度研究中,确定性模型最适合于确定斜坡的安全系数,动态模型适合于描绘滑坡的运动轨迹。当与概率方法相结合时(触发事件的输入数据的变化性和重现期),便可获得滑坡失稳的概率。由于土壤深度是确定性滑坡危险性评估的重要参数,可以通过浅层地球物理方法获取该参数,可采用的方法包括:地电方法、高分辨率地震反射勘查、地面穿透雷达(GPR)、电磁法(EM)和激发极化(SP)测量。在中等尺度上,最重要的输入数据是基于事件的滑坡编目图。该类图应强调滑坡特征(类型、体积)以及不同承灾体的损失。将这些滑坡信息与要素图(如坡度、岩性等)相结合,利用启发式或统计方法,便可生成滑坡敏感性图。将敏感性图与滑坡频率分析(与降雨和地震记录有关的时间数据库连接)相结合,也可获得滑坡发生的时间概率。地球观测数据应成为滑坡研究常规数据基础,以定期进行新滑坡编目和数据库的更新。在确定滑坡易损性和损失函数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研究突破的是,如何确定预期的滑坡规模或体积,最后,将滑坡风险分析与评估的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形成滑坡风险信息/管理系统,从而为地方政府进行滑坡风险管理和空间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系统。四、小结实践证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是地质灾害勘查、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内容,它对认识地质灾害程度,制定减灾规划,部署防治工程,提高灾害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地质灾害评估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这方面工作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它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所以已有的研究远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科学体系,已有的应用水平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减灾需要。由于减灾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对灾害风险评估认识的提高,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防范地质灾害,今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趋向表现在下列方面:(1)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将逐渐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相互交叉的综合研究体系。(2)研究方法和手段进一步丰富、先进。除计算机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发挥更大作用外,遥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等多种高科技手段也将为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所利用。(3)关注和参加的部门和专家进一步扩展。除政府减灾管理部门、地质灾害专业研究部门外,保险和防灾治灾的产业部门等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关注或直接参与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工作。(4)国际交流合作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理论、方法、技术方面的交流合作将会有较大发展。(5)理论研究将得到较大提高,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6)与减灾规划、防治工程及其他社会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实用性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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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30年 1949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事项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我国越来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以及四川大地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踩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 30年,我们国家在进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听爸爸妈妈讲,他们小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吃饭用粮票,买布用布票, 很多商品都凭票供应,有时为买生活用品需排很长时间的队,吃的是玉米面,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大米和肉,只能在过年时才能穿上新衣裳。对此,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衣食无忧,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过节一样,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学习查找资料,可以在计算机上玩游戏,享受网络世界带给我们的快乐,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卫星,是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宇行员出舱,而且顺利返回;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而今年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的体育健儿更是一举夺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位具金牌榜第一的骄人成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辉煌的30年。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祖国有用之材,将来用我们的双手建设伟大的祖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看看吧!!!!怎么样????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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