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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1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一只大frog 2小时前发布 赞 636

1900年1月25日，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大江报》、《国粹学报》等，极大的宣传鼓动了革命。

famfan 2小时前发布 赞 704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道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报刊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feynmanzy 1小时前发布 赞 892

LZ啊。。。你这样提问到时候考试答案都一样了。。郁闷~!>囧~

长大一屌丝 1小时前发布 赞 871

你是宁大的？

海到无边2011 1小时前发布 赞 414

你是宁大法政文史的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