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思潮杂志审稿周期

阿德317 2小时前发布 赞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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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时分 2小时前发布 赞 659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1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收入《古史辨》第1册。《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Annabella27 1小时前发布 赞 594

个人觉得论文从初稿到发看也得三四个月左右

zhshjie 2小时前发布 赞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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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_11 1小时前发布 赞 716

论文发表的时间需要提前多久合适？提前发表论文的适当时间是多长？论文完成后，检查无问题，就需要选择期刊进行投稿了。论文发表投稿后通常有三个审稿时间，即初步审查、重新审查和最后审查。这一过程耗时长，对作者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因此，笔者最关心的是这个时间问题，那么论文发表在什么时候才合适呢？　　这取决于作者是投什么类型的期刊了。期刊的水平、审稿日期和发表时间不同。省级投稿的发表时间一般比较短，审稿期约为1-3个月。对于核心期刊，想要在核心期刊就需要预约了。审稿相对严格，所以时间相对较长，通常8个月到一年，有时可能会更长。　　论文发表还需要注意以下过程：提交稿件、审核、验收/拒绝、修订和润色、最终审稿、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版和邮寄。特别是审稿，作为论文发表前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论文的审稿时间是论文发表全过程中最长的一个环节。如果一次通过还算不错的运气了。如果由于论文内容而反复修正和审稿，势必导致论文发表时间的增加。在提交论文之前，必须对文件进行更正。　　需要提醒笔者，虽然现在很多论文发表期刊，例如：月刊、半月版，甚至旬刊，但还是建议作者提前做好准备，特别是每年3月、9月，各地都有职称报道，是论文发表的高峰时期。可以说，所有正规生物杂志社都面临大量积压的稿件，版面非常紧张。因此，即使作者此时想发表论文，也要提前准备，这样可以方便快捷的发表，也不担心审稿时间太长或者推迟了。　　当然，如果你想快速发表论文，就需要所写论文达到高质量的要求；论文内容能激发编辑的阅读兴趣，标题具有吸引力；论文的字数和格式符合提交期刊的要求。这样，论文的审核过程就可以更加顺畅，论文发表周期也会更快。

齐大乖乖 1小时前发布 赞 355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1928——1937)中国特殊政治文化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其形成与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有着密切联系。红色的30年代,社会的政治化意识形态空前严峻,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局势下,文学的“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文学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左的(左翼阵营的舆论和批评)和右的(国民政府的行政手段和文化政策等)两方面强势话语的挤压,而二者相近的功利化文学态度致使文学的独立品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一群坚持文学自由发展品性的作家和批评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形成了一股要求“文艺自由”的理论呼声,从而引发了关于“文艺(文学)自由”问题的一系列论争。由于政治姿态的相似,这批人被政治化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阶级”、“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派”等。他们的自由主义文艺立场前承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新月派,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后续有“京派”以自身的创作践行了“文学自由”的理论主张,从而使自由主义文学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文学脉络,构成了30年代文学上凸显的自由主义思潮。 本文试图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出发,探究文学上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借以阐释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对于形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学史意义。另外,针对当下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文章指出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泛自由主义”倾向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批评。 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部分 介绍论文的选题及意义,及所讨论问题的研究背景和现状 第二章相关概念的辨析 本章主要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简要论述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以及“中国化”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文化、文学等不同领域里的不同内涵,借此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同构因素和差异,剖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独立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意义之外的特殊内涵。 第三章回到一个朴素的原点:30年代文艺自由思想论争的文学史意义本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焦点在于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思想问题的论争,把它作为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此前的新月,后来的“京派”与革命阵营关于文学问题的论争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共性;通过其争论的焦点问题呈现出的延续性特征,来阐释30年代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这一论争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以及在后来的文学史建构中逐渐独立于其他文学思潮流派的文学史意义。在这里,我们把30年代的文艺自由思想论争看作是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衍发点。以此来证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关系不大,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文学现象。 第四章对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 论文将对这几个问题展开阐述,目的在于阐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作为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