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论丛杂志投稿费用多少

wenkang lu 2小时前发布 赞 524

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luhui888 2小时前发布 赞 447

应该不是。截至2022年4月1日，网上并无关于国际儒学是c刊的消息。C刊有多种含义，多指CSSCI，出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缩写为CSSCI。说法一：《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我们常说的“C刊”，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说法二：指核心期刊，包括所有的核心数据库，比如国外的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等。说法三：一些单位对学术期刊的水平的简单认定，分为A类、B类、C类，各单位不一定，标准也不一致。各单位根据各自依托的文件，结合自己单位的研究特点，将刊物划归为A类，其次为B类，再次为C类（有些单位成为一、二、三类），其中C类刊物有时会称作C刊。《国际儒学论丛》杂志创刊于2016年，是由主管，面向发行的的省级期刊（半年刊）。没有一个政府部门给刊物划分级别，所谓的刊物级别只是期刊行业的一种认识和一些社会机构推出期刊目录。虽然没有划分，可有些评审部门对期刊级别有要求，期刊的级别高，适合晋升的级别也是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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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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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资料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