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杂志难不难

風夢 1小时前发布 赞 496

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及一群进步青年创办的，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有志青年对当时社会和人民的一种唤醒。

勾勒爱之年华 2小时前发布 赞 941

《想太多》《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活到26岁，然后死掉》《孤独是你的必修课》《突然就晒黑了，突然就……》《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要么滚回家里去，要么就拼》《去见你喜欢的人，去做你喜欢的事，把这些当成你青春里最后的任性》《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去见了，回忆就没了》《谈恋爱不是你爱她就好》《你唯一有把握的是变成最好的自己》《你要找到黑暗里代替阳光的东西，那个叫做信念》《你的梦想，是复制别人的么》他的东西一般在【one】上发表。作者简介：卢思浩，英文名Kevin，江苏张家港人，生日：1月12日 ，星座：摩羯座。卢思浩，所以也有人叫他卢凯文，卢开文。独立写手（比较懒）喜欢五月天，写书经常拖稿，但是个笃定的人，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等待出头天。“有的时候梦想很远有的时候梦想很近，但是它总会实现的。”他有一群忠实的粉丝，在网上各个地方支持他，人人、微博、QQ、百度贴吧。

谨言慎行 2小时前发布 赞 782

非常详细哦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 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 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 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 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对科学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1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义、笼统头脑、反对科学、迷信、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琐屑的应付、错误理会科学、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由社会科学加以考察，指导革命。无产阶级应严格用科学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学治学，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　　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 “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6卷第1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　　（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　　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卷第6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财产；而近代民主含义是平民为国家的主人。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笫1卷第2号。）　　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　　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　　（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为 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1919年的9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1919年5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panli 2小时前发布 赞 920

觉悟社，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天津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二十余名青年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地点在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

zyz123456 1小时前发布 赞 758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拚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　　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　　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　　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觉悟社”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九月十六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周恩来为觉悟社起草了《觉悟的宣言》，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31〕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那是九月二十一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　　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铜，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32〕“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33〕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据有人回忆，由于周恩来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观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使觉悟社的讨论会总是风趣盎然，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诗中，周恩来用质朴的语言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全文如下：死人的享福（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觉悟》出刊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上海《新人》杂志评价道：“《觉悟》内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觉悟》第二期准备了四十余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本拟二月二十日出版，但由于“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被捕入狱，因而未能付印。　　觉悟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定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取名叫觉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觉悟社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周恩来、郭隆真等遭反动当局逮捕，同年七月，周恩来等人出狱。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于八月间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主要成员以后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