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堂杂志版面费

Miss94 2小时前发布 赞 856

贵阳孔学堂不属于事业单位。贵阳孔学堂落成投资近4个亿、占地面积130余亩、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文化教育公益性项目”，不仅仅是一座仿古建筑，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一个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巨大符号、一座城市的精神殿堂。相关信息介绍：事业单位包括：1、教育事业单位高等教育事业单位、中等教育事业单位、基础教育事业单位、成人教育事业单位、特殊教育事业单位、其他教育事业单位。2、科技事业单位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综合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其他科技事业单位。3、文化事业单位演出事业单位、艺术创作事业单位、图书文献事业单位、文物事业单位、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广播电视事业单位、报刊杂志事业单位、编辑事业单位、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贵阳孔学堂

zhw11qd 2小时前发布 赞 913

西城地区是民国人物重要的活动舞台，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和亲历者、见证人居住地，特别是一大批报人和报纸云集此地。据笔者听说或见过的民国时期驻西城的报刊有四、五十种。这些报刊早为清光绪年，晚至解放前夕，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距今百年。这些报刊有的实力雄厚，报道面宽、有深度；有的以反映市井民俗见长；有的民族、宗教特色浓重；还有的只昙花一现，呈现出色彩各异、此起彼伏的特点。 现就笔者所了解的几种清末至民国时期社址在西城地区的报纸，逐一介绍。 《顺天时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7日停刊，时间跨度近30年，高峰时期发行近2万份，是清末民初北京很有影响的报纸。因其浓重的日本政府背景和所谓“亲善”面孔，最终被北京人民抵制而停刊。 创刊背景与版式特点 清末至1945年8月，日本人共在北京办报纸17家。最早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日本人抢先在东城甘雨胡同办了《北京公报》，后因北京报房不为其发行，不久即停刊。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后中国国力微弱，特别是“两宫”西逃，京城一片混乱。日人中岛真雄勾结、收买顺天府尹陈壁，在正阳门西化石桥办了一张《燕京时报》。该报由日本外务省策划、创办，龟田陆良任发行人、渡边哲信任社长。《燕京时报》是一张中文报纸，通常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张、告白、号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统一。由于出版没有规律，也不固定在北京发行，因而早期的《燕京时报》很少收藏。光绪三十一（1905）年7月21日，该报正式定名《顺天时报》，并获“大清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资质，在北京地区发行。国家图书馆现收藏104卷，计9285期。 该报竖排版左行文，长55厘米、宽40厘米。正版4版，每期均有附张。附张4—6个版面，以广告为主，遇有重大事件发“号外”，且“分文不取，免费赠送”。笔者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西历1907年3月6日（礼拜三）、大日本明治四十年3月6日的《顺天时报》为例，介绍其内容： 一、三、六、八版全版广告。 二版为要闻版，有“宫门抄”、“谕旨恭录”、“阁抄摘由”、“论说”等栏目。当日“论说”的文章是“论政府对革命党羽之策”。 四版为各地新闻版，有“各省新闻”（六则）、“各地通信”（八则）、“悬赏小说”等栏目。 五版除“奏折录要”外，以“白话”（当日文章“游白云观记”）、“杂志”（当日文章“强词夺理”）等栏目为主。 七版上半版为国际新闻，有“路透电报”、“德京电报”、“时事要闻”等栏目；下半版为“京师新闻”。当日“京师新闻”报道了“皇帝宴飨蒙古藩臣”、“驻京日军召开纪念会”、“民政部文司员条陈”等消息。其中“民政部文司员条陈”有请求“隆福寺、护国寺分别改建东、西城市场”、“什刹海改建公园”、“东四、西单、鼓楼前增设戏园”和“求实学堂（在鼓楼湾内）招生”等内容。 《顺天时报》有自设的“印字局”，掌握当时先进的铜板照相技术，可印制各种图书、杂志；用照片报道新闻以及图文并貌的广告形式，也是该报开先河之举。整个报馆包括采编、审校、印刷、发行等人员起码在百人以上。该报社址在“京师正阳门内化石桥”，东松树胡同南、和平门门洞的位置。 “学中国人口吻”办报纸 为了掩饰其文化渗透、经济侵略的办报宗旨，该报奉行“学中国人口吻”的办报策略。初期的《顺天时报》，文字半古文半白话，既有“子曰”，也有“论老礼儿”等北京土语；重要版面既有“宫门抄”、“大总统令”等官样文章，也有百姓关心的“京师新闻”、“剧界消息”等；无论刊头还是行文中，既标注“大正八年”（日本纪年），也显示“己未年”等中国人熟悉的纪年方式。此外，早年的《顺天时报》比较注重迎合中国人心理，除中日关系外的报道也较公允。比如该报对清廷推行新政、革命党活动以及引进新思想与新科技等相关报道，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能接受的。民国史上“只给一家人看的报纸”，说的就是《顺天时报》。当年“袁大公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为了鼓动袁世凯“登基”，他花大价钱印了一份《顺天时报》，上面尽是“劝进”的吹捧文章。这是一张只给袁世凯看的报纸，因为袁只看《顺天时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民俗，该报取尊崇、欣赏的态度，也让国人很为自豪。1927年7月，该报发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除梅、尚、程、荀，还有徐碧云的《绿珠坠楼》参选），进而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中国京剧史上家喻户晓的“四大名旦”由此产生。 不得不作的“诀别” 1930年3月27日，《顺天时报》二版发表“临别赠言”。文章以“本报以本日为最终日”开头，虽“首祈中国进步、国运昌盛”，但仍难掩其伤感而又无奈的心情。总结停刊的原因，文章归咎于“误解”。误解一为“政争”，二为“阎冯煽动”，三为“日本走狗”……不一而足。其实国人骂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倒不是误解，而是真实情况。1928年5月3日，日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事件发生及谈判过程中，《顺天时报》坚持其一贯为日本张目的立场，将北伐说成是“以美国为背景的南军北上”，将日军进攻济南说成是“保护日侨”，将惨案的发生归咎于“中日军队冲突”。当时的北平送报人率先抵制该报，“北平报夫爱国，宣言不送顺天时报”等大字标题占据各报头条。北平“报夫公会”也发布宣言，拒绝为该报服务。 《顺天时报》从它创刊之日，就坚持为日本政府服务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于日本外交政策。该报除定期报道日本国内政局及对英、美、俄等国关系外，关注的重点放在对华关系上。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期间，该报自3月14日起，连续发表“四国劝告政府”（消息），“大亚细亚主义之要点“（论说）、“中国委员之中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反驳日本代表的歪曲报道）等明显袒护日本的文章。到了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进而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该报只字不提学生的正义之举，反而连续发表“山东问题之研究”的“论说”文章，认为“青岛问题”应由日、德两国解决，中国政府不应接手。 二是鼓吹“中日亲善”等虚伪理论，实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略服务，。该报经常报道“驱逐舰告成下水”等日军扩充武备的消息，以及日本军人如何忠勇和对外侵略的武功。1930年3月11日，该报二版和七版以“日俄战争二十五周年胜利纪念日”为题，分别报道了东京、日驻华使馆和北平日军兵营的庆祝活动。还配发了一组照片，以壮声色。更为可怕而又不为国人觉察的是，该报担当了为日军提供军事情报的任务。比如，国民军与北洋军阀军力及军事部署、北伐战况等情报，就是该报驻各地记者兼情报员提供。 《顺天时报》信息量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也恰好说明该报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政坛纷争、军心士气，小到社情民怨，尽在日本人掌握中。1917年7月1日，“辫帅”张勋发动政变，清廷复辟。段祺瑞率“讨逆军”与“辫子军”对垒，该报对两军部署，小到骑兵几队，机枪几架都予以详报。从中不难看出日本情报网的庞大和高效率。 三是以广告为手段，为日本经济侵略服务。该报从创刊至被迫停刊，刊登广告贯彻始终，而且是日企、日商、日本产品优先且占据显要位置。笔者曾粗略统计该报1906年2月14刊登广告的情况。在一、二、七、八的四版广告中，除“大清运通公司”等三家中国企业外，日商大者如“日本邮船公司”、“横滨正金银行”，小者像“川田医院”（开在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内），占据了大部分版面。这些广告引起中国人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日商的趾高气扬更增添了中国人要当亡国奴的愁容；另一方面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赢弱，无力抵抗日货冲击。所以，自1928年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 珍贵的文献与史料价值 准确地说，《顺天时报》是清末民初由外国人在北京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因而，它具有同期其它报刊不具备的客观性。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那个年代北京社会的描述，具有独特视角和事实依据。 《顺天时报》的文献与史料价值不能忽视。 1917年初夏的北京，黎、段的“府院之争”闹得不可收拾，不得不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从6月14日“张勋到京之光景”，到7月12日兵败先躲到荷兰使馆，再逃德国兵营，《顺天时报》每天关注张勋的动向。特别是对政变前张勋的“异动”早有预报。消息之及时、准确，无报可比。7月1日政变次日，全市14家主流报刊停刊以示抗议，惟独《顺天时报》以“宣统复辟，民国告终”大号字刊出相关消息，“漫言”专栏头一句就是“哈哈，宣统果然复辟了！”此后十余天，该报每天报道时局与战况，成为当时北京抢手的报纸，也是后人研究那段诡秘与丑陋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外，如1925年孙中山逝世，《顺天时报》发行“号外”，是我国报界唯一一份记录伟人辞世的“号外”；再如1929年7月22日“平市户口”一文，介绍了当年北平市清查户口的过程及准确的户籍人口、厂矿、兵营、医院、监狱、庙宇等统计数据等，也是较珍贵的历史资料。 《顺天时报》的大量消息、特写、广告，记录了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脚步。比如该报1906年12月17日 “北京银号便览”上刊登的“德恒”等20家钱庄、银号（集中在前门外一带），就是可供参考的北京金融发展历史资料。再如，1917年6月22日，该报报道了商人周厚坤发明中文打字机，并获“农工商部发明专利”的情况。为我们研究打字机和专利史，提供了素材。 《顺天时报》更多的是对北京的关注。该报“本京新闻”大量报道了北京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北京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本京新闻”与其它报纸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关注北京上流社会的情况，比如皇室活动、政客婚丧、名人聚会等。但也有如“同善水会演习”（后门桥的民间救火组织）、“更换车夫号衣”、“沟气有碍卫生”（西单“龙兴肉铺”往门前明沟倒污水）等市井消息，以及“农事实验场修缮”等市政建设的报道。 《顺天时报》的30年，在民国新闻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因为它是日本人办在中国首都的中文报纸，所以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