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hang3500
wzyacyl1
1、先读大学里的历史系。不经过专业知识训练是很难成家的。 2、阅读大量古籍，包括文史哲。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通常能凭借典籍里的某一句话就判断出一件文物的诸多情况。 3、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方法得当能使考古研究少走弯路。 4、多做实地考察，包括参观各地的博物馆。有空还可到文物市场逛一下。
防帅霜
崔述尝指责当世汉学家“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据后人之训诂，遂不复考前人之记载。”（1）在他看来，汉儒虽近古，但其说毕竟与圣人之意并不相类，故而不足信据，故其力主取证于经书无须通过汉人的注疏。他的“考信于六艺”之说，颇富有“回归原典”（retum to sources）的意蕴。他的这一见解及由之引发而出的疑古思想，虽然“高出当时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2），但在当世的汉学家看来却属于旁门外道而绝非正宗的经学，这使崔述之学始终无法进入清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当时正统汉学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均将崔述的《考信录》摒斥在外，有的汉学家如张澍甚至斥责崔述“陋儒无识”（3）。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批评清代汉学家“竭才于章句之末务”，同书中又斥责宋儒“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事”。对于当时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崔述很不以为然，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即使他备受清代汉学家的责难，而恪守正统程朱之学的清代理学家亦对他横加指责，如刘鸿翱谓：“甚矣，《考信录》之诞且妄也！”（4）谢庭兰更说崔述“务别创异解”，“不可为训也”。（5）在当世被摒斥于学术主流之外，又备受汉、宋两派学者责难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开始出现而逐渐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密切注视，如·照于1905年在《东方杂志》卷二第七期上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卷三第9期上发表《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的胡适、顾颉刚对崔述之学更为重视。1920年月，胡适寻得“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后，甫读此书便深感其对于疑古辨伪运动的价值，大有“得见恨晚”之感。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盛赞崔氏“《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大胆和辣手了。”（6）至于顾颉刚早在十几岁时即已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的事迹，但一直未有机缘得读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经过胡适的送介而得读到崔述著作后，十分兴奋，立即致信胡适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他[崔述]虽但疑史传杂说而仍信经，令人不满，但经到底少，史传杂说则很多，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7）顾先生不仅对崔氏《考信录》评价很高，说：1916年，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8）而且，他对崔氏其人其学在当世未得到普遍承认深表不满：“试观阮元（1764—1849）、王先谦（1842—1917）两刊清代经解，所收不为不多，零星笔记尚且入录，而东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种，则其受朴学之排斥非极显明事耶！”（9）钱玄同很赞同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的意思（10），他不仅以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特到的见识，而且还将之将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11）。在论及崔述时，他着重指出：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12）在读了《考信录》之后，钱玄同对崔氏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为了表示自己承续、光大崔述疑古事业的决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由此可见其对崔氏其人其学的重视并不在胡适和顾颉刚之下。确实，正是因了胡、顾、钱三先生的鼓倡，崔述之学大显于世，诚如钱穆在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云：“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暗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确实，胡适在重新发现崔述之后，除积极鼓励顾颉刚整理出版崔氏遗著外，还亲自撰写了崔述的年谱（13）。顾颉刚在1933年说：十载而还，学人多称道东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编《古史辨》（14）。据初步统计，上世纪20—30年代已出版的研究和评介崔述其人其学的论文有五十篇左右，而崔述年谱就已有三种，即胡适和赵贞信合撰的《崔述的年谱》（15）、姚绍华的《崔东壁年谱》（16）以及刘汝霖的《崔东壁年谱》（17），崔氏之学的研究在当时确显蓬勃之势，此正如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所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收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显。”崔述的疑古儒学所以在百年之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绝不仅仅是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诸先生个人学术兴趣使然，而是与晚清勃兴的今文经学中的疑古思潮、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反传统运动有重要内在关联。清末民初以来，在反对正宗儒学思潮的激荡下，进步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典范（paradigm）的限制，崔述其人其学不仅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而且顾颉刚更进而发展崔述之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仅将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而且还领导发起了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而自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起，以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崔述疑古儒学对近代史学乃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影响。1950年，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引发了对古史与经学研究的新热潮，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这自有其学术价值，并且，从学术史角度来考量，不仅崔述有崇经信圣之谬，而且受崔氏之学影响的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近代“古史辨运动”也有疑古过勇之弊。这些都完全可以作学术上的深入探究。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崔述疑古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古史辨派”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轻忽的。
浪迹天涯LA
考古学家是专门从事挖掘古迹、古生物化石等一些与地层有关或是与古代历史文化有关的成功人士，是运用考古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专家。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历史文物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生物的遗留物、现存可能的史前地貌、自然演变结果等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专家 考古学家是专门从事挖掘古迹、古生物化石等一些与地层有关或是与古代历史文化有关的成功人士，是运用考古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专家。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历史文物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生物的遗留物、现存可能的史前地貌、自然演变结果等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致力于探索地球生物，他们在埃及，尤其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并以此对地球状况的发展方向和现存人类的发展方向做出合理化的预测。 考古活动对社会、国家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是一个必要的学科，而且必须得到发扬;但另一方面，考古是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行业，似乎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考古学家注定是孤独的。考古学家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国家、传统、学科的深刻影响，自身逐渐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以及独特的情感状态，这是一个学者现实的一面，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摆脱。 另一方面，学者毕竟要研究和解释，算是面对未来或者未知，于是就会产生自身独有的理性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学者与现实要产生距离才好。于是学者的现实性与个人理性之间要么产生矛盾要么就和谐相处。但是，学术要求创新，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就不那么合理了。所以，学者就终其一生不断重复这种持续产生的现实与持续产生的理性之间的阶段性和谐与矛盾之中，所以，考古学家是永远不能自满的一群人。 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实物。主要是物质的遗存，或者说是遗物与遗迹而这些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的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过去的研究上，包括过去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所以它的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人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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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梓范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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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r-杨超
青年文摘、读者、特别关注、男生女生……好多啦，都挺好的要一下子涉及那么多东西的书不多啊，我也不知道写作文有这么难么？我就挺喜欢写东西的想提高写作水平的话，第一步，先让自己语言优美，有深度，看点语言比较好的校园小说比较好吧呵呵，说实话，我写东西比较好还是应为看小说看的……
小驴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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