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研究杂志版面费

学科地理调剂 2小时前发布 赞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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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eastHL 1小时前发布 赞 621

思想上的贡献

手机用户 2小时前发布 赞 536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从1922年1月至1926年12月，以月刊刊行了60期；1927年停刊一年；复刊后以双月刊刊行了10期；1930年再次停刊一年；而后又不定期地刊出了7期，1933年7月终刊。为《学衡》供稿的作者，起初除发起人外，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和国立东南大学的师生，如吴芳吉、刘朴、赵思伯、缪凤林、张其钧、赵万里、胡梦华、陆维钊等。1925年初吴宓赴清华学校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等清华师生，也因吴宓而成为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林损、景昌极、刘永济、汤用彤、钱念孙等人因为认同《学衡》的宗旨，而成为刊物上的重要作者。《学衡》最初的发起者，在1923年就相继走散：梅光迪自第13期起，即不再为《学衡》供稿；刘伯明在11月病逝；胡先骕于秋季出国。吴宓则始终是《学衡》最坚定的核心，他一直把《学衡》视为他的毕生事业，顶着来自新文化阵营和亲友的诸种压力，含薪茹苦，勉力支撑。《学衡》历时十余年，一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靠。创刊之初，国立东南大学并未给它提供经费，创刊后，学衡同人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补贴。起初的印刷费用全由骨干成员共同支付。在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吴宓个人每期贴付百元。《学衡》杂志上的文章可分为四类：批判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论文；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旧体诗词文赋。学衡派主将梅光迪在美国留学时，就以朋友的身份与胡适就文学变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最终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回国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梅光迪归来后聚集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作为阵地，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们在《学衡》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梅光迪　　，概括起来，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关于中西文化在对待中西文化上，学衡派崇尚“中正之眼光”，“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吴宓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此为标准，他们对不无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梅光迪说：“吾国所谓学者，徒以剥袭贩卖能，略涉外国时行书报，于其一学之名著及各派之实在价值，皆未之深究”，“甚或道听途说”，不辩“是非真伪，只问其趋时与否”。胡先骕认为这个时代是没有批评标准和责任意识的，大多新文化倡导者对中西文化不过略知一二、“便欲率尔下笔，信口雌黄”。关于平民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人，让平民获得平等的文化权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努力目标。学衡派却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这一主张，他们或强调文化只属于社会精英，或否认旧文化在客观上的不平等。胡先骕说，“人类禀赋永无平等之时”，“不齐者生命之本性”，主张文化上的平民主义，将会使优秀者不能获得充分的教育，一个国家会因此停步不前。梅光迪也说：“夫文化之进，端在少数聪明特出不辞劳瘁之士，为人类牺牲，若一听诸庸惰之众人，安有所谓进乎？”而刘朴在《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中说，文学只有是非之别，无所谓贵族与平民之分，新文化运动倡导建设“平民文学”，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白话文对传统文学而言，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而且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学衡派紧扣着这两点对白话文进行批判。吴宓认为文言文沿袭着长久历史，是成熟的交流工具，他强调“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他进而解释说，“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而且，“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学衡派还认为文言文通达高雅，而俚俗的口语是不能成为文学之正宗，他们声称白话文会摧残中国文学的优美形质。　　关于白话新诗新文化运动是以诗体解放为突破口的。而旧体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学衡派自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旧诗，反对新诗。吴宓从新诗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入手，断然否定新诗存在的价值。他说，“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暗效美国之free verse（自由诗体）”，而此种诗在美国已不被人视为诗了。在反对新诗上，胡先骕的名文《评〈尝试集〉》最为犀利。这篇论文从七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尝试集》中的诗作，最后认为“《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表面上文言白话之区别，此其白话诗新以仅为白话而非诗歌”。胡先骕的论文有自然科学的严谨，对新诗发展中的偏颇多有洞见，但他缺少对新诗的信心和宽容。　　关于文学进化论新文化运动强调文学是趋时而进，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因而提出“不摹仿古人”。胡先骕以他植物学家的身份说，“文学进化论”是“误解科学误用科学之害也”。梅光迪、吴芳吉、易峻都纷纷撰文，否定文学新旧之分，否定文学的进化观念。在学衡派看来，文学创作就是对前代文学的借鉴、吸收和传承。吴宓说：“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吴芳吉也认为“从事文学原不可以一家一书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学衡的诸子学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拥趸者倡言“打倒孔家店”，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诸子学蔚然兴起。“近人学者，更喜谈诸子学，家喻户晓，浸成风气。”学衡派对诸子学的论述颇多，涉及诸子学的缘起、彼此间的关联、学术的传承、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学衡派进行诸子学研究，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践，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在论及诸子学的缘起上，学衡派不同意胡适“因救时弊”的简单解说，认为应将“远因”与“当时之因”同时加以考虑。缪凤林还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任何时代之哲学，皆为全部文明与其时流动之文明之结果”，论述触及到诸子学的思想资源问题，境界特出。对于诸子学的学术关联和传承，学衡派有相对公允的看法，诸子学虽“皆角立不相下”，但综观之，“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穷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而在讨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上，柳诒徵以《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让章太炎致信承认自己之陋失。在“今人多好墨学”之际，学衡派对“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拒墨之非”作了反击，“右孔而左墨”。柳诒徵在细辨了孔墨之差别后，声言：“儒家之学，因天性而为之节文，墨家则曰兼爱无差等，其于观察世事既欠分析，而其斥人之不兼爱者，亦若兼爱者之无差等。”但柳诒徵并未完全否定墨子的学说，他特别指出了墨子“非攻”的意义，以为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及之”。在学衡派对诸子学的论述中，最触目处当在对孔子的评价上。虽然学衡派强调诸子学均有其价值，并且彼此间有深刻的交互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给予孔子最高的评价。他们反对一味诋骂孔子，极力主张恢复孔子的历史地位，强调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应当给孔子一个科学的评价。吴宓等人强调，孔学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可成为救治当今世界物质与精神痼疾的良药。他们非常在意孔学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可能价值。在对孔子的辩护中，他们也时常放弃学理立场，作出一些言之过甚的论断，但如果能够谅解其中的情感偏向，依然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对人文主义的译介学衡派强调要融化新知、贯通中西，他们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译介，就寄寓了这样的理想。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对当时风行美国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反叛。他强调要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规范，反对一切激进的文化与思想上的革命。学衡派的主要人物都接受了白璧德影响。胡先骕是中国译介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学衡派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态度，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守旧势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对学衡派文化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cheng007_7 2小时前发布 赞 709

舒服的税收往往是热门政治争论的来源。在1776年美国殖民地对英国税收的愤怒引发了美国革命。200多年以后，罗纳德?里根以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为号召当选总统，在他入主白宫的8年期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下降为28%。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没有遵守他在1988年大选中的诺言：“相信我的话：没有新税。”我们在第六章中开始研究税收。在那里我们说明了，一种物品的税收如何影响它的价格和销售量，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如何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划分税收负担。在本章中，我们要扩大这种分析，并考察税收如何影响福利，即市场参与者的经济福利。乍看起来，税收对福利的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征税是为了增加收入，而这种收入必然来自某人的口袋。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明的，当对一种物品征税时，买者和卖者的状况都会变坏：税收提高了买者支付的价格，并降低了卖者得到的价格。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税收如何影响经济福利，我们应该比较买者和卖者减少的福利和政府增加的收入量。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工具使我们可以进行这种比较。分析将表明，税收对买者和卖者的成本超过了政府增加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