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xiao0524
yangzhichem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王仲良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义六王之一，已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载入中国近代史。他的军功，政绩以1856年“天京内讧”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其前期的评价，史学界基本上是肯定的，一致的；而对后期的看法，则褒贬各异，争论之所以历久不息，除了论者对史料的考证和解释的分歧外，也有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等等因素。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忽视以社会行为的效果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依据。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基本观点，对石达开后期行为的社会效果，分三个问题来进行综合分析： 一 是加深“内乱”危机，还是制止其恶性发展？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 石达开从未参与“天京内讧”，他在得知内讧的消息之后，先以向洪，韦“劝说”，后以“起兵靖难”的方式，尽力制止韦昌辉的滥杀，为平息“内讧”事态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2 石达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走”安庆，迫使洪秀全削去昏庸的安福二王的爵位，给太平天国“内讧”以后重振朝纲以活力和转机。 3 石达开在“出走”时，仍以大局为重，劝广大将士继续安分尽职(《五言告示》)有“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份，照旧建功名”等语)，并命陈玉成，李秀成等部精锐部队回救天京，陈，李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之柱。 二 是加剧“分裂”，还是势成犄角，配合作战？事实上是势成犄角，配合作战。 1 1859年7月以前，用兵赣，浙，牵制清军，为陈玉成，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取得三河大捷创造条件。 2 以后用兵湖南，广东，广西，牵制了曾国藩，骆秉章部大批清军，减轻了太平军在苏，皖战场上的压力。 3 活动于广西，贵州，四川，影响与鼓舞了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汇合成一股洪流，与天京势成犄角，配合作战。 三 是“变节投降”，还是舍己为人，誉满人间？从史实看，结论只能是后者。因为： 1 石达开在奋战无望的情况下企图舍命以全三军，不能视为投降变节。 2 由于主动权操于清方，石达开中计受骗被俘，但他舍己为人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3 他“舍命全军”的企图并未完全落空，余部4000人得以存活，散留民间，正是他以自己的生命所换来的。
乐趣科研
世界历史、历史研究、西亚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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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开有意攻取四川作为根据地，可是许多部下希望返回天京，或者自立为主，以正名分[来源请求]。石拒绝自封，一些部队开始离开他。1860年，部将彭大顺、朱衣点等人劝石达开返回天京，石不听，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及多位将领决定率领所部向天京出发。这些部队脱离石达开后，有些成功通过清军控制区返回天京一带会合太平军本部，有些则在半途被清军打散。彭大顺在途中战死，吉庆元、朱衣点与部队约20万人在1861年到达江西会合本部。在大批部队离开后，石达开在广西招兵数万人，在1861年率十万之众北上湘西，再经湖北进入川东。石达开在四川南部时，多次企图渡过长江北上，为清军所阻。石达开其后命赖裕新、李福猷分兵北上及东进，以分散清军兵力。同治二年（1863年）初，石达开终于渡过金沙江。石达开担心大路有清军防守，取冕宁小路向北前进，亲率数万人在5月到达大渡河边。当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数丈”，百年不见。（一说因王娘生子，于是下令全军犒赏休养三日，错过了渡河时机。[1]）当地西番族土千户王应元在松林河拆桥防河，清军亦到达大渡河北岸布防。石军强渡大渡河失败，后欲西渡松林河，又被王应元击退，石军的退路也被土司岭承恩带兵攻占。石达开部队在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附近）进退无路，被困二十余日，粮食将尽，多次突围也不成功，部队损失过半。6月13日，石达开向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愿“舍命以全三军”，清方将领伪称同意。石达开与部属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身着天国正服入清营，后被押解到成都，审问时石“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石达开与三位部属于6月25日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曾仕和不堪痛楚，出声呼痛[2]，石达开制止他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曾遂闭口无言。石达开本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3]石达开的降兵中，老弱及新加入者四千多人被遣散，剩下的二千人不久被杀。[1]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将领中最富有谋略的人。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则赞其为“绝代英物”。左宗棠说“石逆狡悍着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们对石达开的胆略十分推崇，如忠王李秀成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英王陈玉成认为太平军将领“皆非将才，独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不只如此，他还赢得了众多与他敌对立场的人的敬重，如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清朝一位贡生在湘军军宴上公开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在大渡河畔与他为敌的王松林，许亮儒，都对他的英雄气概与仁义之风钦佩不已。直到他死去近40年后，由清朝文人所撰的著作《江表忠略》之中还有这样的记叙：“至今江淮间犹称……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但是，客观的评价石达开的军事才能，除了九江一战大败湘军，几乎生擒湘军领袖曾国藩之外，其余的作战却乏可圈可点之处，理由有二：其一，石达开天京出走之后，在军事指导思想上一直不够明确，战略混乱，导致四处流窜作战，白白耗费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其二，战术太为取巧，当时石达开分兵数路，取浙江，福建等地，部下将领均开创了较好的局面，但是石达开却一再贻误战机，依然迷信自己的分兵套路，不愿硬战，战法过于取巧，导致浙江，福建等地先后沦陷，最终大部队不得不远走西行，被骆秉章全歼。总之，石达开的军事谋略从当下的历史观来看，说其为一锦上添花的将领倒是更为恰当，若论硬战恶战等石达开实属不才
喻小轩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冷太阳920
论石达开远征七题（作者史式，篇幅所限，只选录四段，其余参见）长期以来，我们对石达开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主要原因有二： 一 是受封建意识的影响，认为洪秀全是君，石达开是臣，即使双方有错，也不能各打四十大板，只好指责石达开。对他虽然同情仍不免加以指责，而在指责之中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同情。 二 是受到不明真相得限制。如果对历史事实没有考查清楚，而是人云亦云，以并不真实的证据来指责石达开，必然有失公允。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错误的，没有尽到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对于第一个原因，比较好办，只要观念有所转变，就能够解决问题，这里姑且不论。困难在于第二个原因，即某些历史真相不明。我们要想一窥庐山真面，需要下一番考查史实的功夫。笔者愿在这一方面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把自己已经考查清楚的问题扼要提出，用供参考。以下要谈的，一共有七件事。 一 石达开离京时并未带走大队人马 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夸大了，有的说是20万人，有的说是十余万人，有的不说具体数字，只说大队人马。这样一来，大家就认为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有意拆太平天国的台，因而纷纷指责，说得义正词严，头头是道，振振有辞。 其实史实并不如此，我们大都上了李秀成的当。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又在《天朝十误》中说：“误因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这样夸大的记载原不可信，试想：石达开离开天京得到洪秀全的批准，是私自走的，岂能“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可惜不少同志过分相信《李秀成自述》，加深究，引为确据，连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也说：“1857年6月，(石达开)约集将士十余万人往安庆，与太平军分裂，自成一军。” 李秀成为什么如此夸大？是不是为了表自己的力撑大局之功，我们暂不探讨。重要的问题是查清石达开离京所带走的确实人数。根据清庭档案中的何桂清奏折中说：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牢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 这里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与地点均不误，但未说人数。但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显然不多。 7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微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说：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右达开的《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定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既然石达开到达无力州时全军不过数千人，其离京时人数自然更少----盖沿途皆有拥护石达开的队伍加入也。 其实，石达开离京时带走了多少入，是不难推算的。1856年秋天京内江，自相残杀，共杀二万余人，城里的守军已经少得可怜。石达开带了四万靖难之师回到天京，才稳定了局势。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他陆续派出了不少队伍进驻天京周围的各据点，例如只对句容一地就派了数千人。 留在身边的队伍是很有限的。他离京时并无远征不返的决定，只是想移驻安庆督师作战，所以不仅没有拉走别人的队伍，连自己带来的四万靖难之师也没有拉动。他随身带走的，只不过是警卫队伍数千人而已。有的史料记载：在他到达安庆之后，他派驻句容的队伍因受别的队伍排挤，才千里迢迢往安庆去投奔他。当时天京城里的守军全部不足万人，说石达开拉走了二十万或十余万人，不知兵从何来？查明这一史实绝非难事，不过我们过去忽略了而已。二 石达开远征是太平军民主意识的产物 有些同志在别的问题上是很有群众观点的，但在评论石达开远征一事之时，却只见英雄，不见群众，群众观点一下子就丢光了。石达开初离天京时随身只带了数千人，但在安庆停留三个月以后，陆续前来投奔他的“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禀》)。试想，这“五，七万人”都是长了脑袋的，石达开私自出京，“誓去不回”，从有封建意识的人看来，应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家避之犹恐不及，怎么会千里迢迢前来投奔他。即使石达开要闹分裂，要拆洪秀全的台，没有人跟随他，他也闹不成。我们如果只责备石达开一个人闹分裂，而看不到“五，七万人”的意志，看不到“五，七万人”的选择，那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群众观点。 洪秀全发动天京内讧，自毁长城，使得太平天国几乎覆灭。石达开兴师靖难，力挽狂澜，才把太平天国从覆亡的边缘上挽救过来。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为当时太平天国广大军民所共见。所以石达开在回京辅政之时，天京全城欢声雷动，军民共上尊号，称石达开为“义王”。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即“共上义王尊号”一事表现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民主意识----群众选择领袖，群众拥护领袖的民主意识，值得大书特书。 太平天国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所建立德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只能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封建专制政权，无民主可言。加之太平天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一直使用国家权力传布宗教，叫广大军民只信天不信人，生死祸福均由天父上帝作主，大家不必操心，因此民主意识更无从产生。如果革命事业发展顺利，没有碰上风雨飘摇的局面，广大军民可能不会多用脑筋，一切听命上帝。可是天京内讧以后，产生信仰危机。广大军民被迫进行思考，既然天父上帝不可靠，就应该跟随一个比较可靠得领袖才有出路。有了思考，才有选择，这是时势逼迫大家产生了民主意识，在洪，石两人之间，大家自然会选择石而抛弃洪。在天京军民欢声雷动共上义王尊号之时，洪秀全不免心惊胆战，觉得自己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石达开的威望愈高，他的猜忌愈甚，这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洪秀全猜忌日深，“疑多将图害”的时候，石达开一方不可能不考虑对策，从实力的对比来说，洪秀全处于劣势，完全不能和石达开相比，石达开要取而代之并非难事。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再度内讧，威胁国脉民命，为石达开所不取。当石达开的亲信张遂谋提出“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朝列”，“请旨上帝，南面称制”的建议时，却为石达开所谢绝。既然不愿取而代之，退而求其次，也可以用离京出征的办法来回避内讧。我们可以设想，张遂谋正是推动石达开离京出征的第一人，也可以说是广大军民劝说石达开离京出征的代表人物。离京出征一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石达开个人的想法，而是由他的亲信，他的部下，以至天国广大军民选择领袖争取出路的民主意识所促成的。 如果这件事完全由他个人决定，那他就会千方百计召回自己带来的四万靖难之师，而且还会争取许多友军同行。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他渡江北上时，只带了随身警卫队伍数千人。在沿途张贴表明心迹的《五言告示》中，还谆谆劝告天国军民“依然守本份，照旧建功名”，并没有鼓动大家脱离太平天国，脱离洪秀全。在离京出走这件事情上，有不少史料可以说明他的部下比他更为坚决，他之终于采取了这一行动正是由于陆续前来投奔的许多部下所促成的。 据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中说：“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足见该逆自相残害，众叛亲离，骈首受诛自不在远。”我们虽未查清“禾贼”为何人，但从“乘势逃去”一语即可看出这些人是对洪秀全不满，愿意前往追随石达开的。这样的“追兵”，不但不能阻止石达开的离去，一定会更加促成石达开离京不返的决心。 又据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德兴阿等奏石达开尚在安庆遵旨严密扼剿片》中说：“金陵贼首深防石逆并吞，城门仍是紧闭，而逃者益多，亦有往投石逆之说。”还有几件史料提到，自石达开到达安庆，天京及附近各县太平军将士千里迢迢前往安庆投奔者，先后有数万人之多。 最奇怪的，是清方私人记载中还有以下这样的说话：“石逆逃至东梁山地方，是处皆贼党，(石达开)劝令皆散去，其党不肯，仍从石逆往安庆，石逆不愿横行，故无动作。”(李续宾《李忠武公遗书 书牍 又复王观察》) 这一记载见于私函，可能有传闻失实之处，但既有此传闻，足以说明石达开部下中有不少人是主动要求追随石达开离京出征的。从整个事态发展来看，石达开的部下，广大的太平军将士主动促成了离京出征的行动，相对而言，石达开却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形势的发展并不决定于洪秀全，如果能由洪秀全决定，而追兵又都听他的话，石达开早已被抓回天京杀头了；形势的发展也不决定于石达开，即或石达开想闹分裂，太平军将士都不愿意跟他走，他也毫无办法。对形势的发展真正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太平军将士。所以笔者认为：石达开之能够离京出走，以后又能组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是由广大太平军将士所促成的。石达开远征军既不是洪秀全意志的产物，也不是石达开意志的产物，而是广大太平军将士民主意识的产物。三 石达开离京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 长期以来，在对石达开史的研究中，有一件事情几乎已为大家所公认。这就是：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已经决定远征不返，要到四川去别树一帜，另立一国。其实，只是由许多片断的史料所造成的一种误会，并非史实。只要仔细探讨一下史实，这个结论就会推翻。不符。 近年来，已有一些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结论提出种种疑问 第一，石达开自1857年5月底离京出征至1863年覆军于大渡河畔，前后共计六年。其中前两年只在皖，赣，浙，闽等省活动，没未远走高飞，可以称为近征。以后四年才转战于西南腹地，一去不返，才可称为远征。在前两年中，他先是南下赴援江西，继而东进浙江配合天京解围，后来又计划从江西南安府北伐赣州，其军锋所指，或向南，或向东，或向北，就是没有向西，而欲远征四川必须向西进军，这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可疑之点。 第二，石达开在离京进驻安庆之时，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清廷上下对他下一步的动向作了种种预测，有人说他要南下江西(此说是估计对了的)，有人说他要进军湖北，甚至说他想南下闽粤，就是没有人说他想远征四川，因为完全看不出他有远征四川的任何迹象。 第三，史实是直到1859年2月，石达开全军在江西南安府度岁，才有人向他建议进图四川，“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画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李滨《中兴别记 卷四十二)。此时离开天京已近两年，如果他在离开天京之时就有远征四川的决策，他的高级干部必然知道，何以到这时才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来？就就足以证明，前两年中，他以致在从事近征；远征不返，西取四川，是在江西南安府才决定的。 有一件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可以为石达开辩诬和作证。证明石达开在1857年5月离京之时，并非负气出走，蓄意远征不返，而是有计划地在天京附近的战场上进行近征。这件史料是咸丰7年9月德兴阿向清廷奏报的奏片，咸丰帝(石朱)批该片的日期是9月22日。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惟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 一 我们过去仅凭推想，认为石达开离京之时即已决定远征不返，自然就和洪秀全断绝了一切关系，但是从这一史料看出，石达开在离京四个月之后，遇事仍然向洪秀全请示，洪秀全仍有批复，君臣关系如故。尽管德兴阿有“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的看法，但事实上，历代王朝中君臣之间勾心斗角，貌合神离之事甚多，无足为怪，只要洪石之间在形式上尚能保持君臣关系，也就说明石达开并未别树一帜，另立一国。 二 我们过去仅凭推想，认为石达开一走了之，脱离了太平天国中央政府，他既不管天京的防务，别的太平军也不再听他指挥。但是从这一史料却可看出，在离京四个月后，他仍关心天京的防务，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仍然听从他的指挥，他在移驻安庆之后，仍能行使“通军主将”(全军统帅)的职权。 三 我们过去仅凭推想，认为石达开一走之后，完全是自由行动。但从这一史料看来，他的“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全都是事先有计划的军事行动，而且已经报经洪秀全批准，并非盲目流窜。的进军浙江以配合天京之围是很高明的办法。两年之后，洪仁玕、李秀成共议奇袭杭州以解京围，正是师法他的故智。 这一史料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的。它是德兴阿向清廷的奏报，上有咸丰皇帝的(石朱)批，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不可能伪造的。而且，奏报中说石达开意欲“赴援江西”，并拟“窜扰浙江”，事后也均成为事实。德兴阿如果没有见到石达开写给洪秀全的报告，怎能未卜先知？ 通过这一史料，原来对石达开的许多误会都可以得到澄清，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虽然石达开是离京出走了，虽然在洪秀全安福二王王号并铸“义王”金牌送至安庆邀请石达开回京之时，石达开不肯回去，但此后双方的君臣关系并未完全断绝，遇事还得以请示与批复得形式相互商量，军事行动还在互相配合。如果在石达开进军浙江之后，洪秀全还能保持这种关系，在取得重大胜利时，还有争取他回京辅政的可能。可惜此后洪秀全另委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事实上免掉了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权，并且拉拢石达开的部下倒戈相向，使石达开被迫改变行动计划，进退失据，最后只好远征不返。不过那是后话，至少在进军浙江之前，他绝没有远征不返的想法，当然也就更没有远征不返的行动。 与史实不符的印象正如一部剪接错了的影片。只要我们对造成错误印象的片断史料仔细进行综合排比，历史真相就不难重现出来。 在我们印象中，石达开老早就提出过西入四川的主张。例如《发逆初记》中说，石达开未出广西之前，已经主张进军四川。《粤匪起手根由》中更说，杨，韦，石均有进军四川的打算。而事实上，石达开在1862年也确实进了四川。既然开头有了进军四川的设想，最后又出现了进军四川的事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石达开一直都想入川的结论呢？笔者认为不能。治史有如办案，必须事事落实，不可想当然耳。如果张三扬言要杀李四，不久李四果然被杀，我们是否可以立刻判断凶手就是张三？恐怕不能如此轻率，因为最大的可能也不等于事实。凶手究竟是谁，必须查清落实，不能主观臆断，轻下结论。石达开后来确实是远征不返了，但那是1859年2月在江西南安府才作出的决定，是由当时客观，主观各种因素造成的(如洪秀全事实上免了他的职，如杨辅清等人与他的队伍发生冲突，如湘军主力切断了他东归的道路，如当时湖南，四川等省清军内部空虚等等因素)。他在初离天京之时，并无蓄意远征不返得想法，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四 洪秀全对石达开一再贬黜的真相 （略） 五 石达开部队离散的主要原因是饥荒 石达开远征军在围攻湖南宝庆失败后退入广西之时，曾经一再发生队伍离散事件。对于这些事件，谴责石达开的人觉得一下子抓住了把柄。他们说： 一 你石达开闹分裂，大家当然要离开你。你看朱衣点，吉庆元等人万里回朝，出江扶主，受封为“扶朝天军”，何等光彩！因此分裂是万万闹不得的。 二 这叫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你石达开可以离开洪秀全自由行动，你的部下也可以离开你而自由行动，这叫“即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岂不快哉！ 于是乎就满足于自己这样的结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也就不必再花力气去探讨原因了。 石达开的队伍曾经多次离散，许多离散了的队伍走了就算了，并未发表什么宣言，讲话。所以实情如何，后人不得而知。只有朱衣点，吉庆元等67将领在离开石达开回到天京附近后写了一个上天王奏，说明他们为什么走，为什么又回来。这等于发表了一个宣言，引起轰动效应，对石达开非常不利。 他们在“上天王奏”中说：他们之所以当初脱离洪秀全追随石达开，是因为受了骗：“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我们曾记得石达开离京出走时到处张贴《五言告示》，说明自己是受猜忌而被逼出走的。此事不仅太平天国广大军民人人皆知，连清廷上下也是了解的。何来“亲奉密诏”之说，这显然是在说假话。 他们既然追随石达开了，为什么又要离开？“上天王奏”中解释说：“翼王乃在庆郡度岁。旋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你看他们说得多么中听：当初石达开是奉你洪秀全的密诏回广西招兵，所以我们才跟他走；后来石达开要更改你洪秀全制定的官制礼文，我们对他不满，所以又回到你洪秀全的身边来，真是无限忠心。可是根据历史事实来比较，石达开在远征之后虽也改变了一些官制礼文，但改变的程度远远赶不上天京方面。洪秀全在天京不仅大改官制礼文，甚至连国号也改了。 “上天王奏”中对石达开的指责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经不起考查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出于误会还是有意为之？笔者认为，是有意为之，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俗话所说的“昧良心出于无奈”。天京内讧，神话破产之后，这些人对洪秀全是不满的。他们同情石达开，在《五言告示》的感召之下毅然追随石达开远征，当时认为前程万里，不会再走回头路。可是四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其原因以下再谈)又脱离石达开而回天京了，自己也觉得难以为情。对于当时的拂袖而去总得找个客观原因解释一下，于是就捏造出石达开假传圣旨(亲奉密诏)回广西招兵的谎话。这样一说，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得罪洪秀全，当初我们追随石达开而去，并非反对你洪秀全，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奉诏回广西的。如果并无“密诏”，那是石达开骗人，我们没有责任。 如果洪秀全要问：你们既然走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因此，还得编造一些指责石达开的话，才能自圆其说。例如说石达开更改“官制礼文”以及压制希望回京的将士等等。这些话说得太轻，不足以为自己解释；说得太重，不能取信于人，而且问心有愧。只好说得不轻不重不明不白，像“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这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话，真可望用心良苦。 这样说来说去，石达开队伍离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还是没有说出来。 石达开队伍离散的情况不只是发生于广西----长期流动行军作战，队伍发生离散的情况总是有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主要是发生于广西，这是为什么？谢兴尧氏在《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一书中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答案： “。。。。。。因自1845年以后，广西便兴起了反清运动，天天破坏，大家都不注意生产，中间经过十几年的反清运动，城市既多毁坏，农村则一片荒芜。。。。。。” “翼王部下数十万大军，在广西无所得食，最初是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及曾广依率众他去，石镇吉败亡，翼王所带的部众，不过十数万人。但物资仍然缺乏，命赖裕新先后到罗城，天河，思恩各州县去征集粮食，仍不足供应。于是，多年相从的老干部，也不能不分散就食。。。。。。” 原因就是如此：由于广西发生饥荒，石达开远征军被迫分散就食，以图生存。分散后易于被清军或团练击破，消灭，或者远走不归，实力因而大大削弱。对于这种情况，不少史料都有记载。例如《融县志 第六辑》中说：“其时，世乱已久，死亡过半，其存者均伏匿山岩，徙居边远村落。田地荒芜十之七八，粮食甚艰。”本地老百姓生活困难如此，石达开的大军又怎能立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简又文氏《太平天国简史》第18章中所说：“自占庆远后，翼军即分兵四出，原非有攻城略地之宗旨，盖无非为裹粮计也。”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也说：“达开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不管素质怎么好，饿着肚子的军队是难以听从指挥的。石达开远征军在广西境内大量发生离散情况，也就不足为奇。 正因为队伍离散的原因是分散就食，不是发生内讧，所以离散时并未发生什么流血事件。大家对石达开不仅没有不满，没有仇恨，而且正如“上天王奏”中所说：“惟时小臣等犹同翼王恋恋不舍”。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些因分兵就食的队伍在分离多年之后，一旦与本军重逢，就又兴高采烈地回归本军。曾广依部在贵州境内重新回归本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闹内讧而分离的队伍岂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单从67将领“上天王奏”的内容来看，好象67将领“万里回朝，出江扶主”是完全正义的行动，而被他们所“抛弃”的石达开则是一意孤行的分裂主义者。石达开并非蓄意远征不返，他之被洪氏家族逼迫离京，又被迫从近征发展成为远征，历史事实历历可考，已如前述，姑置不论。67将领的行动是否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则不妨考查一下史实，以明真相。 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说： “达开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先说出队伍离散的原因)。。。。。。其贼目朱姓(按即朱衣点，67将领之带头人)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各散贼附之，众数万。。。。。。又分为二。。。。。。一由灵川。。。。。。逃回江西(按67将领率领之队伍)一由畹田走永宁，使人通款降于巡抚刘长佑，遂汰其老弱不愿充勇目者8000余人，给资遣散回籍，留精壮3000余人，分五营，以其酋张志公。。。。。。领之。” 这支自称为一意“万里回朝，出江扶主”的队伍，在半路上发生分裂，一半人投降敌人，当了叛徒，这自扰是不光彩的事，谁想为其辩护也无法辩护。至于剩下的一半，一路上也并不顺利，这不是指清军的阻拦，而是指他们在路上又一再发生内讧。“上天王奏”中说：“小臣等豫爵十馀人，韬略伎俩均相尚上下，而童容海动生歹意，小臣等多怀恐惧，遇事退让三分。由是自闽起程，议定承天豫相天豫劝天豫并统下侯职等员带兵先三日起程。甫到江西之泸溪，童容海陡起贪心，即严责李杜等，忌其回京先奏凯功，擅敢作福作威，竟将豫爵之李杜，侯爵之杨张等共十馀员一并杀之。” 看来，67将领这支队伍在离开石达开之时，并未发生流血事件，而且“依依不舍”；倒是离开石达开之后，投降的投降，内讧的内讧，自相残杀，动荡不已。这些行动都是“正义”的吗？我们对此恐怕很难答复。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石达开自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投奔他的，他欣然接纳；离开他的，他也未加拦阻。67将领这支队伍一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在离开他之时，而在离开他之后，其原因值得深思。至少可以说明，这支队伍的离散并非是对石达开不满，而是另有原因。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由于饥饿，缺粮。那种不考查史实，不探讨真实原因，只凭主观臆断就作出结论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六 石达开远征军逐渐放弃宗教迷信（略） 七 石达开舍命全军确已全活四千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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