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研究文丛杂志难不难

lxm2503 2小时前发布 赞 412

是《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剧情：瞿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而杨之华则是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从家乡来到上海寻求民主救国的新女性，老师的才华和风度深深打动了杨之华，更让她羡慕的是瞿秋白与妻子王剑虹举案齐眉。因为人生理想的差异，她对丈夫沈剑龙感到有些失望。于是，她把全部的热情和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革命中，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1924年，王剑虹病逝。悲痛万分的瞿秋白第二天就出现在了课堂上。瞿秋白因住处遭到敌人的搜查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杨之华受组织指示负责与瞿秋白联系，师生加战友的情谊，渐渐升华。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大潮中，杨之华勇敢的向瞿秋白表白，后者委婉拒绝了她。无论是否能与秋白走到一起，杨之华还是决定结束自己的婚姻，瞿秋白最终正视了自己的情感，陪杨之华一起回到她的老家萧山。回到上海后，他们在报上发表了联合声明。一对革命战友终于结成良缘。婚后，瞿秋白将一枚刻有“秋之白华”的图章送给妻子，从此成为他们一生爱的见证。1933年冬天，瞿秋白被调去江西苏区工作，杨之华因故未能同行，两人约好一定相见，没想到变成永诀。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关押在长汀监狱。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文章《多余的话》。一个月后，唱着被他翻译的《国际歌》，坦然走上刑场，终年36岁。

ali208 1小时前发布 赞 683

人物生平青年求学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青果巷（今82号）八桂堂花园天香楼二楼。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祖上是宜兴望族。1904年入私塾启蒙读书，1905年转入冠英小学。曾有一篇作文，先生给了满分，拿给校长看，因字写得好，又加了五分。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受校长屠元博革命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后，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停止对瞿世玮一家资助。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服毒自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1916年年底，得到表舅母资助，赴汉口，寄居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1917年春，随堂兄到北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后考入外交部“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参加五四运动，加入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3日上街演讲被捕，6月8日获释。8月23日与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日警察厅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俄国生活1920年8月，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7月6日，在安德莱厅见到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交谈。192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四周年，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列宁，并聆听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翻译。 回国工作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1923年1月13日到北京。1923年2月，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翻译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规划，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3年底，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奔波上海与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五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1925年1月起，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主编出版了共产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写《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2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评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回到武汉，参加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9] 1928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之后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1927年夏，米夫、王明捏造“江浙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等人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支持下，被撤销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回国，8月26日到上海。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由于“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发叛变后，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奉命离开上海。1934年2月5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红军决定长征后，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被捕就义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当2月24日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当时化名林祺祥，职业是医生。4月初，国民党第八师俘获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供出瞿秋白已在长汀县被俘的情报，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瞿秋白，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瞿秋白。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1935年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扩展资料：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人物评价毛泽东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毛泽东评）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红网评）瞿秋白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江苏网评）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瞿秋白（无产阶级革命家）

布加迪威航 2小时前发布 赞 832

瞿秋白的散文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说得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了散文新的风格，具有时代性、文艺性、政论性的特性，为中国以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书收入瞿秋白诗歌、散文等代表性作品。其中《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他的作表作，首次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生活。文笔清丽，写景记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字里行间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代表了散文新的风格，具有时代性、文艺性、议论性的特征，为中国以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raulredondo 1小时前发布 赞 611

瞿秋白 (1-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后到北京谋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去莫斯科采访。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去苏联，6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muyuwen 2小时前发布 赞 619

虽然他是我的同乡但是我始终觉得他是在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要革命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书生气得不行就这一点看他不如另外两个同乡，同为常州三杰的 恽代英和张太雷那个《多余的话》，好像是在为自己辩白，但是又让人读出一种凄凉，一种被裹挟的人生所以我至今还是看不透这个人，也猜不透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伟大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dremmywm 1小时前发布 赞 696

文：焦雨虹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5年11月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在诸多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 他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一个月，于福建汀州狱中写了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由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为我们研究瞿秋白、进而回顾20世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保存了珍贵的原创史料，展现了选编者深刻的洞见和幽邃的视角。该书选编了瞿秋白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多余的话》、《心的声音》、《饿乡纪程》、《赤都新史》、《暴风雨之前》、《狱中诗词》等篇章，它们充分体现了瞿秋白“书生革命者”独特的文化气质和个性追求。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为写作原型，它栩栩如生刻画了其性格和气质。而“韦护”一名本身就暗藏玄机，是瞿秋白文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据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所说，韦护是“屈维它”的谐音，“屈维它”是瞿秋白在《新青年》、《前锋》等杂志发表文章时所用过的笔名。韦护，就是佛教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以最是嫉恶如仇的韦陀命名，是希望自己能够奋生入世，拯救天下。佛学对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佛教所宣扬的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善行的教义，很容易引起具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瞿秋白的共鸣。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革命者的抱负、胸襟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气质和境界。就是这种境界，使他面临人生的种种坎坷，直至死亡时都能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他在狱中所写的几首词《浣溪沙》、《卜算子》、《偶成》等就具有浓郁的悲凉情愫，颇具佛家淡定、寂灭的意蕴，这些低徊婉转、悱恻凄怆的诗文隔着悠悠时空印证了瞿秋白至真至淳的性情，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同时，也道出了生命中禀性与理智、意愿与责任这些二元抉择中的两难情境。 当然，佛学并不能真正调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比如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党性等，所以，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无法排遣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孤独，也无法完成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转换。瞿秋白一直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有着对精神自由本能的追求。幼时良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瞿秋白的文人情趣、文人气质，他不仅工于诗词书画，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趣味：听戏、吹箫、治印等。最能体现瞿秋白浪漫情怀的莫过于他的两段婚姻佳话，尤其是“秋之白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段“三角恋情”演绎为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瞿秋白的坦荡而热烈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本质上，瞿秋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诗人，当然，他充沛的情感是以革命作为底色的。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们）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们）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 人类 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将自己当作了一个客观的存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剖析自己，表现出“走在希望的途中”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的跋涉中对自我信仰的坚执。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 据说，瞿秋白纪念馆前有一条名为“觅渡”的小河，从1899年到1935年，由常州至长汀，我们看到了一个毕生都在“觅渡”、探究生命的本质和归宿的瞿秋白形象。瞿秋白悲怆而求索的一生，正好吻合了20世纪形而上的世纪命题——追问关于人，关于生存，关于价值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