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典籍文字研究杂志难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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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5辑》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DleRZI8sMu0U-SMg?pwd=x6hr 提取码：x6hr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著作的一套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五辑，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将汉字，中文和多种古文系的等古典文献内容整理在一起，用来做学术研究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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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 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促使钟敬文在坚持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赵朴初、林林等一批诗人开始倡导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钟敬文先生也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干将。由于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并对其神韵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写过类似的小诗，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组汉俳作品，具有颇为隽永、独特的韵味。且以下面两首为例：错过花事正荼蘼，又错过赏春时节。且待来年罢。赠加藤千代女史重踏神州土，像女儿回到娘家，梦样的喜悦。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钟敬文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还使他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诗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特有的文采。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更使得诗渗透在了钟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人生的导师，让心灵得到了充实，生命得到了升华：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这也就使“诗人”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他经常作为座右铭的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诗心》，1942年）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有一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进行都十分艰难。钟先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就是当裤子也要搞学问！”他用这样充满黑色幽默风格的话，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其二：钟敬文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要开展日常工作，诸如印刷刊物并向会员寄发，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但学会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有一年，为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他和学会的其他领导成员，不断商讨，费尽了心思。恰好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钟先生所在的北师大，把以90多岁高龄仍然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他，也作为候选者之一推荐了上去。那些日子，本来并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得很振奋：“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获奖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金来开会了！”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比如，1927年，他在广州时，听到鲁迅先生来羊城的消息，尽管他和鲁迅并不认识，却约上友人，费尽周折找到了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在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散文《记找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古典文学、积极参加歌谣和故事的搜集并踊跃投稿，到年届百岁时还在不断思考和探索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各种重要问题，并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点，勤奋，成了贯穿他一生的素质。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好朋友顾颉刚：“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钟先生累了，钟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他的事业松柏常青。钟敬文先生安息吧！(本文由萧放执笔，刘铁梁、赵世瑜、万建中等参与修改，经钟敬文先生子女钟少华、钟宜二位审定)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