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科学杂志好投么

穆莎莎2017 2小时前发布 赞 603

胡先骕3岁时随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千字文》，1年后，已能识字数千。5岁时，学完《论语》，不仅能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他的才智引起亲朋的惊诧，大家都视他为“神童”，深受双亲的喜爱。1902年春，父亲突因病逝世于南昌旧居，从此家道中落。1905年春，胡先骕11岁时，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1906年，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 1916年11月，胡先骕在美国学习期满，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于1917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18年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我国的丰富植物资源，1919年秋，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采集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在征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意后，就共同发起组织，很快便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此次调查，他在浙江省的天台、雁荡、松阳、遂安、西东天目山一带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转年春季，又去江西省的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和福建省的武夷山区，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余里的考察与采集中，获得多以万计的宝贵腊叶标本。胡先骕是继钟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的第二位学者。全部腊叶标本经整理鉴定后，于1921—1922年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并陆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于南京成立（1928年改称为中央大学，为现南京大学的前身），特聘胡先骕为该校农科教授。为了发展我国的近代生物学事业，1922年他与秉志、钱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领导并参加华东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内容比较新颖，还改正了以前从国外植物学版本中转译过来的欠妥名称和名词。当时，我国还没有中文本的《植物学》教科书，该书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大。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仅用1年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内，用2年多的时间（1923—1925）把该园自1899年起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杂志中登载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部《中国种子植物属志》（英文打字稿上下两册），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于192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当时，因国内急需资料鉴定标本，该书稿被相互辗转传抄达十次之多，为我国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提供了必要的文献。1926年，当胡先骕正忙于准备7月去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召开的年会和10月应约去日本东京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工作时，他的妻子王蓉芬突然于4月不幸逝世。这对胡先骕的精神刺激很大，曾数次休克。但为了不影响科学事业，身负重任的胡先骕仍克服了重重困难，依然如期赴会。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善于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平时，胡先骕对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我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在他的《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的品种之多。在160多个品种中，他就采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个品种被他送往美国、英国去了。这怎不叫我们痛心！所以我们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我国的植物学。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此人没有到过云南，还不知道我国云南的情况呢，我们应当到云南省去。”由于胡先骕的鼓励与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把植物学的科研事业担当起来的基础。胡先骕称赞他们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我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为了扩展全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为了创建我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园原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不仅有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既可用作开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学的一个良好基地。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我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为了发展祖国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我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我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我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年底，北平便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时，有人邀胡先骕出任伪职，遭他拒绝，仍坚持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看中，恐难以保存。胡先骕于1938年急派蔡希陶等人，赶赴云南找到俞德浚共同组织后方基地，获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资助，在昆明黑龙潭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该所成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员工的聚集点，甚至庐山植物园的大部分员工后来也疏散到云南。由于胡先骕的远见卓识，保留住了一支造诣很深的科研队伍及一大批珍贵的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抗日战争初期，胡先骕虽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小部分职工滞居北平，坚持科研工作。但他对北平的汉奸卖国求荣，仰人鼻息深感痛恨，说他们是“衣冠徒济楚，手足赖丝牵”的傀儡。因此，杜门谢客，从不与外人往来。1939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重庆召开，由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抗日演说引起北平日伪注意，日军派宪兵至他家中盘问。后来，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借机改为后方医院。所内仪器、图书、标本、家具等物，大部分被日军窃去。他的再婚夫人张景珩急告胡先骕暂留云南工作，免遭日军迫害。1940年，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江西省兴办“中正大学”。熊式辉希望由本省的才高资深的学者担任校长。经吴有训与程孝刚等再三劝荐，胡先骕于同年10月赴江西泰和就任该校首任校长职务。全校设有11个学系和行政管理、师范、税务三个专修科。由于1942年1月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掀起倒孔（祥熙）学潮，事件波及到中正大学，多次引起国民政府当局对中正大学的不满，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先骕始终坚持以教育为主，双方反省，而不作处理。因此遭到教育部、江西省新主席曹浩森和陈立夫的指责。他3次提出辞职，终于在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师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后，愤然离去。1946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蒋介石闻听胡先骕已上庐山并来讲学，亲笔手谕接见，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于胡先骕不想再空谈高等教育之事，便于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见时间到了，仍不见胡先骕到来，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寻找也未得见。自此以后，胡先骕“倔强”的名声便传播开来。同年10月，胡先骕带领部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职员迁回北平。几经交涉，才收回被日军窃去的部分仪器、图书、标本和家具等物，经过重新整顿后，胡先骕继续主持和开展所内的科研工作。 在他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 Hu et 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我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 of western America and metasequoia of 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 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 discovered in 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全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我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1961年胡先骕写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学诗——《水杉歌》。他曾将《水杉歌》诗稿寄请陈毅副总理校正。陈毅读后很有感慨，并在稿后写下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为此，陈毅特邀胡先骕赴中南海面叙。后将此诗稿转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将《水杉歌》和陈毅副总理的“读后记”全文发表。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我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我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1952年暑期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 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师范学院戴蕃瑨联名函请胡先骕能为师范学院、农林院校编写一部简易的《植物分类学》。胡先骕同意编写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作为学生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适作中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参考书。该书第一版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虽名为《简编》，但内容极为翔实，涉及的理论问题也较多，并附有精确插图164幅，是一部较理想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万没想到，《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不久，却引起对胡先骕的一场批判。原因是，该书在第12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有关“种的新概念”一节中，评论了当时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T．Д．李森科（Лысенко）发表的《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胡先骕认为：李森科的错误见解所以能风行一时，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并认为苏联不应接连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甚至向日葵也能“产生”寄生植物列当等错误内容。胡先骕是针对李森科一些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所谓“新见解”而加以评论的，很难看出有什么欠妥之处。后来经过国内外的详细调查研究，都证实了李森科的这种“新见解”的虚伪性。但当时他却遭到严厉的批判。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批判《简编》具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说他鼓吹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个坚持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科学家，并进而上纲为“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等，甚至竟说他解放后长期穿长衫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有人甚至责难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犯了错误。《植物分类学简编》发行1年，也因此而被禁止出售。但胡先骕对这一过“左”的论调置之不理，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任何错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不同学派在会上各抒己见，对几十年来世界上两个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讨论。从此，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鸣的沉闷空气被冲散了。此前，胡先骕曾上书党中央，建议在高等学校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理论。在毛泽东同志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胡先骕应邀列席听取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初次报告。会上，毛主席说：谈家桢、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随后，青岛遗传学会议便决定在大学正式恢复开设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课程和开展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久，胡先骕应上海复旦大学聘请在生物系举办讲座。《植物分类学简编》经一年修订补充后，也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中国植物志》——桦木科专著脱稿，“生物的大群新分类”发表胡先骕一贯对合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积极宣传。为了配合我国的经济建设，胡先骕决定编著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植物手册》，内容从蕨科开始到种子植物各科，分属叙述我国原产的全部经济植物的种、以及从国外引种的常见经济植物。该书分成上下两册，每册又分为2个分册刊印。当下册第一分册出版后（1957年），由于《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任务开始，第二分册的编写因此而中断。自1934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胡先骕首次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事隔20余年，他的宏愿终于实现了。所以心情格外兴奋，热情很高，很快就投入资料的整理工作。并于1959年开始《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在这期间的前后，胡先骕发表多篇桦木科、山茶科、山毛榉科的新属和其他与植物分类学有关的论文。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30周年年会。会后不久，胡先骕因劳累而心脏病复发，经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才转危为安，但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虽然如此，他仍夜以继日忙于《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1965年春末，《桦木科》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在兴奋之余，每日清晨便用打字机编打一篇“The major groups of living be－ings：A new classification”（《生物的大群新分类》）论文。他认为，根据现代的研究工作进展和理论上的探讨，应将生物划分为两个超邦：一、Protobionta（原始生物超邦）：包括立克次氏体、病毒、噬菌体等；二、Cytobionta（细胞生物超邦）：包括细菌邦、真菌邦、植物邦（藻类亚邦、苔藓亚邦和维管束植物亚邦）和动物邦。他将著作直接寄给国外有影响的“Taxon”杂志。年底，该杂志刊登了这篇论著。是年，《植物分类学报》10（1）发表了胡先骕的《凋果茶属——山茶科——新属》和《中国山茶属与连蕊茶新种与新变种（一）》。这也就是他在世时最后写的两篇论文。 1966年初，《桦木科》脱稿，并上交《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宏愿实现，心情舒畅。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中断。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逝世。胡先骕自青年时代就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数十年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在旧中国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八方奔走呼号，不辞辛苦，千方百计不断在北京、江西庐山、云南开拓植物学的新领域，发掘祖国各地的植物宝库，不仅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标本和资料，而且还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除亲自传授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教学任务外，还为青年编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植物学教学法和学习指导等著述。他在授课过程中，虽然稍带口吃，但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内容也极为充实，特别强调实验课和深入实际的重要性。凡被他发现的人才，总是积极设法推荐到较高学府或科研单位进修深造。目前，分散在国内外的植物学教授和专家，其中不少均出其门下，并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的学生虽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至今仍怀念老师呕心沥血培养自己成材的功绩，一致公认他是一位认真负责、诲人不倦、胸怀宽阔、坚持科学真理、和蔼可敬的老师。胡先骕的一生中，不仅有20多种专著，而且由个人发表有关植物学的论文多达140多篇。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共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胡先骕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绝非过誉。此外，他在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方面同样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著述颇多。早在青年时代，每遇一事或旅游一处，即以诗词表述，并与诗坛友人往来频繁。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字伯严）对胡先骕的诗极为欣赏，评价是“意、理、气、格俱胜”。认为他的记游之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胡先骕晚年，除坚持科研外，于1960年将生平所作诗稿全部整理后，共得诗296首。经逐年编次，分为上、下两卷，印成《忏庵诗稿》线装集。通过《诗稿》即可知晓作者本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和重大科学发现的梗概。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人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植物研究所的党政领导代表、各地的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农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文艺家和大、中学教师等各界代表，数百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向在我国生物科学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胡先骕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198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委和庐山植物园在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建造了胡先骕先生的墓地。墓前耸立着由庐山植物园树立的纪念碑文，上面记载着胡先骕的生平事迹，使人们永远缅怀一生为中国植物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近代植物学家。

~彩虹糖~~ 2小时前发布 赞 959

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情报学报》主编；《中国软科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科技政策研究、科普研究和美国科技问题研究。参与完成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完成“国外科普工作状况调研”等多项课题。正在主持国家支撑计划子课题“基于海量信息分析的科技评价方法、技术研究与应用”。已发表的翻译、校译、编写或主审的著作26本，发表论文、文章及译文500余篇（其中被SCI、SSCI和ISTP收录8篇）。近三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9篇，出版译著2部。（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下面是他的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