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评论杂志审稿周期

独自飞翔 2小时前发布 赞 973

我觉得夏大的能好一点。还能学门外语。（粤语）

小凤 2小时前发布 赞 235

不是哦。你说的核心是指什么方面的、

x_j12 1小时前发布 赞 662

新史学（xinshixue） 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首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传统史学一、史家情怀：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社会的历史前途。中国先民对于过往与未来的关系，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即“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著《史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宗旨，即叙述过去的史事是为了使将来的人读其书而有所思。《汉书·司马迁传》颜注谓：“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是深得太史公之意的。司马迁之志是什么呢？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所得，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所得。这正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之处（以上引司马迁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前来”（唐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唐大诏令集》卷81），成为史家的共识和史学之一个基本任务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永久的伴侣。 二、历史智慧。史学伴随着社会历史进步而发展，同时也为这一进步而发挥巨大的作用。唐太宗强调史学有大用，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唐大诏令集》卷81）。这可能较多的着眼于政治。刘知几从“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出发，指出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王夫之论史学的重要，则包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和人们思想的熏陶和做人的准则（见《读通鉴论·叙论四》）。龚自珍进而提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尊史》，见《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他说的“道”，偏重于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历史智慧。这里，实际包含了“史”与“道”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史”指具体的史事，“道”指法则和规律。人们认识了丰富的史事，即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人们要想掌握这个法则，就首先要学习和研究历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史学上所一再讨论的“时”、“势”、“理”、“道”，都具有探索法则和规律的意义，都闪耀着智慧之光。从比较具体的层面看，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认识如天文、地理、生产活动等，还是关于社会的认识如民为邦本、治国安民、法制、教化、移风易俗等，都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水平、实践能力相对待而言的；但是，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一样，而任何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历史智慧之光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三、人本思想。西周末年，“天命”观念开始动摇，春秋以后，人本思想不断发展。史学家们一方面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探讨人与时势的关系。司马迁正是在这两个领域的探讨中，真正找到了或者说发现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位置。他在《史记》的撰述中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并从三个层面作出说明：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倜傥，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在具体表述上，司马迁从以下几个方面写出了人的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一是描述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二是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三是指出了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调了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五是关注普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等等。司马迁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之作用的认识与记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人本思想的萌芽和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人本思想的传统，从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集中地反映在历代所修的以人物为中心之综合体史书的长期积累上，众多优秀历史人物的感召、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在讨论着人类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即知识经济。对此，尽管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但在基本点是有共识的，即高技术产业——知识（智力）——人。关键是人才，人的素质，人的“充分知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强调“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①。有的研究者还指出，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要求，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而在第六个方面中即包含有“本国历史”知识和“科技史”知识（参见吴季松《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62—163页）。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到当今人在知识经济中的位置的预测，历史经过无数个螺旋式的前进轨迹，再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实践提到了最显著的和最重要日程之一。 在未来社会里，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必将在同现实社会结合的基础上，给予人们以新的启示。

qingpeiyou 1小时前发布 赞 883

中国的传统史学：中国的史学优势在于有很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中国写史书的人，一般都把以前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皇帝当时的起居注和实录等）加以剪裁，就很容易的形成了一部史书。因此，中国的史学以叙述为主，而且特别讲究历史的真实性，和日期事件的准确性。所谓的“新史学”：这实际上就是西方历史学的方式。西方历史的天然缺陷就是没有可信的文字史料。因此，他们为了写历史，只能从各种小说，信件，考古资料来推测。可想而知，这样的推测是无法推出确切的事件过程和日期的，因此，他们只能泛泛的写历史，有责任的历史学家，只敢写历史梗概，不敢写具体事件。在近代，西方的历史学方法传入中国，中国人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很没有自信。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因此，把西方的这种落后的方法学来了，还美其名为“新史学”。这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退步和混乱。好在最近有些历史学家已经明白过来了。

kouy06@lzu.cn 2小时前发布 赞 276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