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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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历史学学士2005年9月至2011年7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学博士 《汉唐之间墓葬文书中的注病书写》，《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67-304页。 《历日还是具注历日》，《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60-68页。 《洋海1号墓出土文书年代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20页。修订本收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1-132页。 《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7-84页。修订本收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505-520页。 《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7-84页。（与余欣合著）修订本收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174-211页。 《墓志所见南北朝医术世家身份认同与宗教信仰》，《文史》2008年第2辑，77-104页。 《晚唐翰林医官家族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传递》，《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345-392页。（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仪式、身体、罪谪——汉唐之间天师道的上章仪式与疾病》，《天问》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241-270页。 《德藏吐鲁番文书“推三阵图法”古注本考释》，《文献》2009年第4期，17-25页。 《书评：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 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edited by Vivienne Lo and Christopher Cullen》，《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64-569页。 《书评：陈明著〈殊方异药〉》，《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70-574页。 《书评：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Angela Ki Che Leung》, 《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27-634页。 《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388-390页。（与荣新江合著，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书评：范家伟著〈大医精诚〉》，《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17-628页。 《书评：林富士著〈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28-636页。 《对宋代医学变化与整合的省思》，《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创刊号），2009年，312-321页。 《书评：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中国学术》第2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369-377页。 Denis Sinor,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Nomad Empires of Central Eurasi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58-1, 2005, 3- 中译文刊载在《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JEM Houben, “The Soma-Haoma Problem: Introductory Overview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Discussion”, Electronic Journal of Vedic Studies, 9-1, 中译文刊载在《西域文史》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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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 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 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 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释乐 开凿第一窟以后， 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 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 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 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 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 16窟画有壁画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 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 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 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 《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 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 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 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 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 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 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 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 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 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 “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 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 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 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 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上海、天 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 9648页。 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 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 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 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 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 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 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 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 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 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 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 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 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 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 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 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 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 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 《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 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 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 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 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 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 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