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杂志投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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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先后发起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但都未能让中华民族彻底摆脱沉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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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7 年,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的皇帝,坐上了奔赴北方的战车。如果 121 年 4 月 26 日是他准确的生日的话,这一年他刚好五十六岁。但那时候人们通常只能活四十岁。 多年来他的帝国一直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甚至可以说兵荒马乱,加上军队的内讧,他的年轮几乎是在战车下转动的,他的身体也十分疲惫。尽管所到之处,人们都在高呼“皇帝万岁!”皇帝本人却深知来日不多,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预感徘徊在他心头。不过他早已作好随时放弃生命的充分准备。作为万万人之上的皇帝,通常是没有朋友的,但马可·奥勒留拥有许多知心的朋友。直到三天前他们还在一起谈论宇宙、神灵与人生的深奥哲理。罗马城外,风把旗帜吹得猎猎作响,他深情地与朋友一一握手,就像生离死别一样。他的情绪可能感染了朋友,他们请求他留下自己的箴言。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在书架上看到的《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多亏他的朋友,不然我们也许就读不到这册智慧的书——它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那场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奥勒留却在胜利的喜讯中撤离人世。 马可·奥勒留从小就表现出探索万物本源的兴趣,十一岁时,他便有意身着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家们常穿的简陋的长袍,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少年的心智,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化。在《沉思录》的第一篇,他列举了一长串对他的人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他们是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家庭教师和一些哲学家。令人感兴趣的是,奥勒留所列举的自己得到的教益大多是否定性的。如,他的母亲教给他不要在心中产生报复的念头;他的家庭教师使他“学会了不在运动场上加入某一方——无论是蓝队还是绿队;也不要为格斗比赛的任何一方叫好——无论他们是执方盾还是圆盾”;拉斯提库斯告诫他“不要因为虚荣而撰写冥思玄想的文字,或慷慨陈词地谈论道德,不要故作热情洋溢”;阿波罗尼乌斯教导他“不要让心依赖于偶然机遇”。等等。 奥勒留对哲学的爱好不能被视为是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它出自他的天性。在奥勒留活动的年代,罗马帝国风行斯多葛派哲学。整个斯多葛派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一次旅行。在前往雅典的中途,芝诺的船沉入了深深的爱琴海,哲学家丧失了所有的财物,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品质完好无损。于是便有了斯多葛派——这种圣人的哲学。 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神,一个心灵,它分配给每一个人以灵魂。“人是一点灵魂载负着一具尸体”。人应当摈弃肉体的享受,一切可称为快乐的东西,去完善自己的灵魂。奥勒留向往这种高尚的生活。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写到:“他是一个悲怆的人;在一系列必须加以抗拒的各种欲望里,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就是想要引退去一个宁静的乡村生活的那种愿望。但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机会始终没有来临。”他渴望成为一个圣人 , 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 , 但是命运让他踏上了一条看起来是相反的道路。作为皇帝安东尼庇护的养子,当他还是一个十九岁青年的时候,就被推举为罗马的执政官,此后又两次连任,还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他在世俗的事务中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到 161 年,养父驾崩之后,他被推上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座位。看来,他是一个听从命运安排和感召的人。“让命运成为你唯一的意向吧,因为此外再没有更合理的事情。”这句话不像是对别人说的。 一个渴望归隐的圣人却坐上辉煌的宝座,一个哲学家成了一个皇帝,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经过数百年的征服与扩张,特别是到了恺撒和屋大维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版图变得十分辽阔。它的疆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北抵英吉利海峡、莱茵河、黑海、高加索一线,南至北部非洲,东到阿拉伯沙漠。在交通信息如此不便的时代,要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版图的扩大,愈来愈多地把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纳入了一个国度,其结果是增加不安定的因素,使国家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 , 皇帝也越来越不好当。因此,在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之后,屋大维嘱咐后人,不要一意扩张了。奥勒留执政时期,帝国已经转入守势,但是国家内部仍然不能平静。它必须随时接受来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是与天灾一起降临的。 奥勒留在位的二十年时间,就是在应付这些事件中度过的。但在戎马倥偬之际,奥勒留依然继续他对宇宙人生究竟的思索。《沉思录》的许多篇章,是在刀光剑影的征途上写下的。 与所有真正的斯多葛哲人一样,奥勒留的关怀远远超出罗马的版图。他的志向不在于成为一个万万人之上的罗马皇帝,而是要成为一个宇宙公民,因为“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在宇宙不过是一角落;海洋之大,不过犹如一小水滴;马其顿的埃索斯山,与全宇宙相比,不过尘埃一粒;而此时此刻,在无尽的时间序列中,也只是无穷中的一点。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渺小的,变化着的,无任何稳定性可言的东西。”宇宙的本性操纵物质界时好像玩弄蜡块,命运刈割生命有如收麦子。“仔细地审视所有的事物,你会看到它们一直在凋萎和变易。也可以说,一直在腐败和离散,换一个说法,事物的一再形成一如它们之前的一再瓦解。” 整个世界是一道生灭不息的潮流。“既然如此,又有谁能赋予那绝不能静止下来的迁流中的事物以什么价值呢?”因为,没有谁能站到这一潮流之外去。在这辽阔无际、迁流不息的宇宙流中,人什么也抓不住,包括万里江山和金碧辉煌的宫殿,也包括人自己的肉身。“名医希波克拉底治愈了好多疾病,但他自己终究也病倒而死去。占星家查尔丁之流预言别人的大限之期,最终自己却没有躲过死亡之日。亚力山大、庞培、恺撒一生征战,毁灭了多少城市,在战场上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马匹士卒,可他们自己终归仍然追随死人而去。赫拉克利特曾大谈宇宙之火,却因水肿病而死亡。”《沉思录》的作者要求人们“经常思想一下往昔的古人吧。他们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的怨恨和家族的世仇作报复,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的声名显赫一世,有的则罹难蒙灾、创巨痛深。然后你问自己一句:似诸人等,而今安在?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一缕烟逝去。”“不用多长的时间,你将释怀于整个世界;更短的一点时间内,世界也就忘记了你。”那些执着的企图,只能使人陷入被动与烦恼,并且最终也要失算。“那些戏,甚至不值得耗费蜡烛去演出呢!” 在揭示世界的流变和生命的无常之后,奥勒留追问,“究竟是什么使你执意盘桓于此呢?” 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们,通常会抱怨是外部事物的诱惑与违逆导致他们内心的痛苦不安。 奥勒留告诉人们,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是逃避人生使命的托词。“如果外部事物使你烦恼不安,那么请你注意,使你心情烦乱的并非事物,而是你对事物的看法,而只要你愿意,你是很可以将它打发掉的。”他坚持了两条格言:事物不能拂乱灵魂;人生不过一种意见 ( 这话听起来有些“唯识无境”的味道 ) 。如果生活使你痛苦 , 那就反省并且去除自己的意见和观念吧,是它们令你痛苦的,而不是生活使你无法承受。“不要忘了,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一种意见。只要你乐意 , 都属于你的思想所支配。因此,去掉你的见解,就好像你绕过某个危险的海岬,你不会损失什么 , 但你却获得了安全的航线,平静的海面 , 还有风平浪静的海湾。” 由于有了这种直指人心的痛快淋漓,奥勒留便无须去寻找隐逸的丛林了,或者说他在自己心中找到了寺庙。“人们习惯于凡欲隐退便寻找那人迹罕见的地方,或乡间,或海滨,或山中。而这也是你一心向往的。可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俗不可耐的向往,因为你自身当中便有这样的力量,随时可以隐退的,只要你希望如此。一个人的心便是他回避喧嚣世人的最自由的宁静去处。如果你心中宁静,那你就已获得了内在的和平;这种和平安宁在于听从自心的吩咐。”这种在自己心灵发现丛林的结果是,奥勒留不像一般的隐者那样逃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厌弃、回避与执着追逐同样是烦恼的诱因,外在的企求与内向的蜷缩同样使心灵变形,愤怒和狂喜都会使灵魂扭曲,失去自性的圆满。因此,他既不追逐人生,也不逃避人生,从不怠慢社会历史赋予一个罗马皇帝的使命。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尽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当你清晨不愿早起时,可以简短地对自己说这么一番话:我要起床去履行一个人所负有的责任,难道我会不乐意履行我之被塑造,我之被生于此世间而应该负有的责任吗?”他生活态度既积极又消极:尽人事而听天命。 奥勒留的终极关怀是心灵的关怀。他指出,“一个毫不犹豫便会跻身于赴死者的高尚队伍的人,便是一个类似祭司和神之伺奉者的人,一个能够正确利用心中神性的人。在这种神性力量的帮助下,此人便获得了庇护。他不受欢乐的诱惑,不怕痛苦的侵袭,不受伤害又超然于恶人们的邪恶意志之上。因此他在进行一场高贵的战斗,抵御心中的所有情欲。他的内心深处浸透了公义的精神,全心全意地接受一切逆顺之境,面对自己的命运。若非公众的必然利益和普遍的福利,他对任何言谈、思想或行动都不屑一顾。不,他只专门于自己的事业,仔细地思想命运分配给自己的大自然的那一份,尽其所能地追求第一和至善。他由衷地相信自己得天独厚,相信任何人的命运都是得其所宜的,因为适宜便是命定的东西。”对于那些以高贵的灵魂去伺候肉体的人,奥勒留指出,“你只是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去服务于那并无价值的存在。因为前者是灵魂、智慧和神性,而后者却是污垢和腐败。” 心灵若依附于财富、地位、权力等外物,并以其为尊严和荣耀,就会多了虚妄不实的成份,变得猖狂而又脆弱。把它们纳入心灵,与把众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是一样的。为了保持灵魂的高贵和纯洁,他劝戒人“把你的感觉局限于它们应有的范围,让你的心保持应有的距离,不用与它们混在一起。”使你的心像清泉一样长流不息,时刻保持自由、澄明、节制和善良,不至于成为一潭死水。这就是奥勒留“世出世间”、解脱烦恼的秘诀。没有任何外境能颠倒一个回到心灵的人,“可以说,生死、荣辱、苦乐、贫富——所有这一切都是善者和恶者会共同遭遇的东西,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没有内在的高尚性或卑鄙性,因而,如果说它们是非善非恶的,也就没有任何不妥了。” 仔细考察奥勒留的价值观是相当有趣的。《沉思录》通篇充满着对物质形态变幻不实,人生短暂无常的感叹,强调了存在的无意义、无价值。 但是从宇宙统一体和自然之神的角度,他又指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这一切存在都是渺小的、变化着的、不稳定的东西。不要忘记,这所有一切,均来自宇宙的灵魂,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因此,咆哮的狮子的凶恶,蝮蛇的毒汁,或任何自然界中有害的东西,如荆棘、污泥之类,都是高贵和美丽的某种东西的产物。因而不要以为它们是毫无疑义的,是不值得你崇敬的某种存在。要了解所有这一切所由来自的那个源泉。”而且,奥勒留还体会到“事物之间存在着自然的交感同情”。正是这种万物等价同源的观念使奥勒留不至于滑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他要去掉的是顽固不化的个人立场。这种立场的实在性是一种障碍,它使人愚昧,也使人痛苦。奥勒留要消除个人立场和佛家要消除人的私我是一致的。只有你的视野开阔并且保持立场的变通,世间的一切事件就会畅快地从你的心中流过。除了这个,你还需要什么呢! 或者有人把奥勒留归结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种归结使皇帝对政治等世俗事物的恭敬和勉力,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坚持变得荒谬和不可理解。因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虚无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去处了结自己的生命,不麻烦别人。一个半拉子的、冒牌的虚无主义者通常的选择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让杯樽空对月。奥勒留二者都不是。他也不同于那些在境遇不通、时运不济的时候否定一切,看透一切,一旦利益在前就斤两不让、尺寸必争的伪虚无主义者。 许多虚无主义者,起源于对人注定要死去的无奈,认为死亡是对人存在的彻底灭绝,因此它堵住了通往永恒和神圣的出路,使生命显得无根无据,毫无希望。其实生与死、寿与夭不见得是人存在的究竟,长生不死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活得幸福、愉悦。如果一个人过得痛苦难熬又欲死不成,那才是最可怕的。 某些存在主义者把死亡作为否决人生的借口。加缪将全部哲学的问题归结为人要不要自杀?因为无根无据、毫无意义地赖着活是无耻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但这恰恰是他反思人生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只有在对荒谬、无意义的反抗中才能获得意义。西西弗就是这样的英雄,他把一块注定要滚下山去的石头推向山顶。加缪的逻辑似乎勉强。的确,按照有理数的原则,如果一个数是负值,那么它的反数就是正值的。但是,如果这个数是零,它的反数是正值的吗?零乘以什么都是零,正与负都没有意义。如果人生的意义是恶的,那么对它的反抗就是善;如果人生的意义是虚无,顺从与反抗都是虚无。加缪似乎是个与命运闹情绪的人。萨特更是要与世界闹别扭。加缪的车后来撞到了树上,他的死看不出是他杀还是自杀。 一般的价值淘金者通常是把世界敲碎成一片散沙,然后从中检测各粒沙子之间的差别,以此来确定它们的轻重贵贱,然后淘汰那些轻贱的沙粒,从而获得贵重的金子。对于他们来说,价值是一种差别。奥勒留是一个特殊的淘金者,他从宽广的时空视野来考察宇宙之沙,发现这些沙子尽管眼前五光十色,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差别更多是来自我们的褊狭的立场和意见,依特殊立场而成立的意见必定随着立场的转变而转变。 在生灭变化的火之河流中一切差别最终都被抹平。因此,肆意扩张这种差别使之升级来获得荣耀是可笑的,人把心灵交付到这种差别之中去受作弄是不值得的。 换一个角度讲 , 万有等价等值的思想却不意味着虚无主义 , 因为万物等价只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对值相等 , 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的绝对值等于零的结论。等价既可以等于零,也可以等于万,等于亿。只有在万物的价值相等,并且等同于零时,才产生绝对虚无主义。奥勒留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虚无主义者,因为他否决了事物之间、境遇之间的价值差异;但奥勒留不是一个绝对虚无主义者,他并不否决任何事物存在对于自身和对于宇宙统一体的意义,只是否决此事物对于它事物在价值上的高低贵贱。依照奥勒留的哲学,说一切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时,必须补充一句:一切事物都是有意义的、神圣的。这两句话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同时成立,少了一句就成荒谬。 由于奥勒留所事的神并非超越个人存在的人格上帝,而是内在于人的灵魂,人完善的心灵就是它的法身。因此,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供奉自己和邻人便是供奉诸神。人的事业便是神的事业。奥勒留不必放下手中的活计、卸下肩上的担子去投效神圣的领域。只需把份内的事情办妥,给命运带到身边来的人以爱护,并且保持心灵的澄明与自得,也就可以了。在一个等价同源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地加以夸张,不论是是还是非,不论是善还是恶,不论是美还是丑。最为珍贵的是在无常之中的平常之心。 然而,完全消除世间事物的价值差异是否可能,又是否必要?对于汹涌而来的无穷无尽的世俗事务不加分别地应对,似乎不是办法。作为一个帝国的皇帝,奥勒留一定会面临许多难以两全其美的选择。比如,要指挥军队去平定某一个地方势力的叛乱,这个过程免不了要杀害一些无辜。按照奥勒留的哲学,这些生命具有与他相等的价值,而且都拥有高贵的心灵,都蕴藏着宇宙之神。但是,我想,他只能对他们的尸体表示惋惜。 心灵可以完善,世间的事务却难以尽善尽美。佛陀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充满着遗憾。在世俗生活中,在有限的条件范围内,保持适度的价值分别和选择看来是必要的权宜,这种分别的知识在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已经非常发达。不过必须时刻警惕,不要把相对的价值绝对化,不要把权宜的东西当成终究。不要被分别分别了你的心灵——这是绝对不可侵犯的领域。 每一个站到宇宙自然的立场上去的人,都会以平等的态度来观照这个世界,保持价值中立,不再坚持等级的观念,自以为出类拔萃。奥勒留的等价同源观与庄子的齐物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具有一种超越价值或者说无价值的开放态度。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 《秋水》 ) 价值的观念其实是在人与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分国界、挖鸿沟,它并没有对自然之物产生约束,反而对人本身形成了桎梏,使人陷于个我利害得失的计较和趋避,使心灵失去雍容和舒放的风度,不能全然地投入自然的怀抱。实际上,价值观念既是立场狭隘的产物,也是心灵迷惑的结果。与庄子遥隔万里的奥勒留也揭示了许多价值观念的虚伪可笑。他指出,大理石只是硬化的土,金银也不过是某种沉积物,精美的织物只是织在一起的毛发,紫袍的颜色只是某种小鱼血染成的,它们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人们的灵魂却去追逐这种差别,并企图扩大它。 奥勒留不仅认为万物等值,而且认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中自性也没有实质上的增减。“一块石头抛上或掷下,对石头的自身言,并无什么区别。上升时于它无益,下落时于它无损。”他的平常心来自平等智,等价同源的价值观使他具有了十分豁达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如果你乐意,你现在可以活,如果你真的将死时,你也决意去死一样。但假设人们不让你活,那就坦然放弃生命,但绝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不幸。如果房子冒烟了,我就离开它,总得有个了结,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执着于物质形态呢?不过,只要还没有这样的事逼我,我就呆着,行止像个自由人,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除了我的头脑和公众的利益要我去干的,我又根本无意干任何别的事情。” 与庄子的齐物论不同的是,庄子在指出万物等价,没有任何东西享有优越性的特权的时候,虽然也肯定事物之间“道通为一”,但他似乎止于“立于本原而知通于神”,给人的感觉事物之间是相对平行、漠不关怀的,相互交关反而有碍于道。老子以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庄子也多次强调,“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相忘而化其道;奥勒留在强调万物等价的同时,还指出它们有一个共同本源,“万有均来自此一喷泉”。他相信宇宙间的事物都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生下来,便是为了相互支持帮助,有如手足,有如上下眼睑,有如上下牙齿。”“凡是不符合蜂群全体利益的,也就不会符合单独的每一只蜂的利益。” “只要你是同宇宙的利益一致 , 那么你便不会遭遇意外的事情。”本来无得亦无失,人大可不必在变化之中高唱咏叹调。奥勒留欣赏这样的话:“请给予我你乐意的,请拿走你所乐意的”。他还要求人要“衷心地热爱那些命运将他们带到你身边的人。”而且不要挂念自己的善行,耿耿于自己的美德,要像蜜蜂采蜜时那样不发出嗡嗡的叫声。至于自私的行为,在奥勒留看来,并不能达到自利,因为这意味着把一朵花从树上摘去,把一只手从身体上砍下来。在他的笔下,自私是这样一种行为,即“将自己从自然整体上砍下来,而他生来便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复归于整体的特权是神对人的奖励。” 在等级观念之下,也会有爱的给予,但这种爱是有分别的,而且是和恨相反相成的,隐蔽着仇怨的危机,它要求等值的爱作回报。这种爱转化为深仇大恨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奥勒留的等价同源观所支持的爱却是无分别的、一厢情愿的、没有暗藏妒忌和怒火的、全然的爱,不要求爱的回报,即使爱的对方以怨报德,也不会收回,也不会转化为痛恨。 他甚至从不把灵魂获得拯救的希望交付于来世。对于死后灵魂的出路和归宿以及人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奥勒留并没有形成坚固的信念,倒是存有许多疑问。“如果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那么自古及今,天空以怎样的方式为他们腾出地方来呢?”“实际上,神的存在和他们对人世的关心是无从讨论的事。”因此,奥勒留把当下此刻作为存在的唯一栖居之所。人必须全然地生活在此时此刻,因为尽管宇宙永恒,人所能把握的时间只是现在;不论是寿比南山还是朝生夕死,你所能拥有的都只有此时此刻。“哪怕你活上三百年,或者,如果你乐意,你会要求活三千年,但要记住,除了现时的生活,人不会失去别的什么;人除了现时失去的,也不可能还拥有别的什么。从而,我们可以说,我们通常所谓的长生不老同随生即死的夭亡,计算起来都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就现在而言,它的持续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说,死亡的损失对每一个人说来,其严重性是一样的。没有人能达到现在之外的时间之点,因为没有人会失去过去或将来。人怎么能够被剥夺他还没有或已失去的东西呢?” 使人不能全然地进入此时此刻的,莫过于心中的非分之想和对心外之物的好奇。人们或者纠缠于无法挽回的过去,或是憧憬着虚无缥缈的未来,渴望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企图生活在别处他乡,使得灵魂不能归宿,从而把自己的心搅得像一汪浊水,失去澄明自在的本来面目。想象力的滥用是人类的一大不幸,好奇心使心灵蒙受玷污。为此,奥勒留要求人们要把好奇心与异想天开的非分之想从心灵中清除出去。他说:“再没有比人类的好奇心更不幸的了,它处处钻头觅缝,像某位诗人说的,为有所发现而在地上挖坑打洞。好奇心是利用猜测而急于找到强行进入他人思想的通道,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只是服务于心中的神性。所谓服务于自身中的神性,是指人使自身远离喧嚣的情欲、邪恶的感情、轻率和虚荣,以及远离对于神和人类的不满。” 作为一个斯多葛派的哲人,马可·奥勒留也许没有太多可以称得上个人创见的哲学主张,但他是这一哲学的实践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饶舌的学问家。要实践一种犬儒主义、甚至一种存在主义并不难,但要实践斯多葛派哲学可就难了。后来的人们往往会在奥勒留的哲学中发掘出许多可疑的问题。譬如,命定论与自由,虚无主义与仁义道德这些矛盾的东西被拼成一盘。还有,他的站在宇宙立场上的无条件的普爱思想,也被视为是一种爱的幻想,爱的乌托邦,爱的谎言。但是在奥勒留的生活中,在他心灵的火炉里,矛和盾已经熔化在一起,显示出金属的本质。内圣外王之道在他身上获得了统一。奥勒留还躬亲实践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爱。大约是 169 年,罗马军队在劫掠塞琉西的阿波罗神庙时,据说打开了一个神秘的金盒子,里面藏有疾疫的毒菌,于是末日降临,意大利的许多村庄和城市沦为废墟,罗马城里也有近万人死亡。正当奥勒留为赈济灾民焦头烂额时,他亲信的将军,帝国东部总督阿维第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举兵反叛,意欲夺取王位。叛乱最终被平定了。杀死卡西乌斯的是他手下的属将。但对于卡西乌斯的死,奥勒留深为遗憾。他为权力的欲望毒害将军的心灵而感到沉痛,还说本来要求宽恕的应该是他自己。奥勒留还小心地毁掉一切有关叛乱的文件,以免牵连参与其中的人。奥勒留说到做到。当奥勒留说,不要从权力、地位、名誉等身外之物中去寻找快乐,要在物质现象面前保持心灵的尊严时,他不是只面对别人。历史上有哪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王位分成两半,将一半交给另一个人?这种“二日并出”的政治范例却在奥勒留时代出现。当然,我们不能离开奥勒留所处的历史境况去要求他,以一个人的匹夫之力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历史的积弊是不可能的——这也不符合奥勒留的哲学。罗素曾经指出,“马可·奥勒留确乎曾经敕令过角斗士必须使用粗钝的剑进行角斗,但是这种改革是暂时的,而且他对于人与野兽的角斗也没有做过任何改革”。 奴隶制的罪恶造成的苦难仍然存在。这种批评同样中肯。 尽管如此,尽管奥勒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时有战争、瘟疫和地震发生,但是历史学家仍把这个时期评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年代之一。生活在他的时代的人们是幸运的。公元 180 年马可·奥勒留的逝世,意味着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继承王位的独子康莫多斯是最坏的皇帝中的一个。后来的子孙似乎都没能像奥勒留一样给臣民带来如此多的恩惠。他生下了孩子却不能生下他的心。 1999 年 4 月,一个东方人无意中看到了奥勒留留下的著作,他十分惊讶,时隔两千一百多年,一个人的心灵竟然与另一个人如此相通。他对别人说,我好像是在读父亲的遗嘱。不过,《沉思录》的读者不应该忘记,它的作者是一个皇帝,无须像一个平民一样为生计日夜操劳——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这个部分是应该写入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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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两条渠道:一由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传入;一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直接传入。留日、留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回了中国。周恩来(中)与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这些革命刊物是由留日学生向国内输入的“司芬克司”号、“鸳特莱蓬”号、“因幡丸”号、“贺茂丸”号……就是乘坐这样一艘艘邮轮,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扶桑、远涉西洋求索救亡图存的真理。留日潮:“社会主义”一词从日语中引进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国内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粗浅,支离破碎,同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注意,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批有志的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决心到国外去追求新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吸引中国许多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此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 “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李大钊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只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李大钊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发表论文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说明他在留日期间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10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新认识。一些学者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写成的。他不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自己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此外,李大钊于19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补白李大钊第一学年成绩为“丙”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人进入了政治经济科,学号第84。学籍表上,这位学生的学籍表登记的出生年月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六月”。不过他的出生年月应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何故,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将自己的年龄少写了两岁。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算轻松,据当年的《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第一学年中,李大钊必修课达到11门,还包括哲学、明治史和第二外语等选修课。与许多留日学生相同,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便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纪念录》等工作,让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并非十分理想。据《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分别为:国家学原理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学原理85分、经济学原理65分、近代政治史70分、民法要论60分、刑法要论55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87分、英文练习66分、论文56分。总计766分,平均90分,名次第40,评定为丙。第二学年(1915至1916年),李大钊再次选了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不过反袁斗争的风暴,让李大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在第二学年刚刚进行了4个月后,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校方除名。本报记者 吴楠 J210三李带回“马克思”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14岁赴日修学14年——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李汉俊14岁时就随其兄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读完中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8年1月回国。从中学到大学,李汉俊在日本读书长达14年。大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建立了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掌握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回上海时,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翻译和撰述。他是《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曾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李汉俊一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一面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5月,李汉俊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还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长篇文章,深刻批评了张东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这是我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译著。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被公认为党内出类拔萃的理论精英。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是少数派,他的主张受到张国焘等人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汉俊,信中检讨过去对李汉俊“不公正”:“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信中希望李汉俊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能以多种方式帮助党进行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前锋》月刊;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马林在回国前,还希望能见到李汉俊。其实,就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已于1923年5月自动地脱离了共产党。马林不无遗憾地说: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党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补白留日生为何“弃武从文”弃“数”从文的李汉俊,弃理从文的李达,再加上弃医从文的鲁迅,为何有如此多的先驱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留学目的而“弃武从文”?20世纪初,留日潮刚刚兴起时,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虽然学习范围涉及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但面对民族危机,更多的学生还是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再加上社会动荡下,能够承担长时间留学的学生不多,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便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而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只占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留日学生将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创办刊物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一股风气,据专家考证,仅是留学生在日期间创办的各种刊物,便有七八十种,其中以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为多,而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刊物则很少。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考证,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的前三年,可考的379名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李、鲁迅等人作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 本报记者 吴楠J210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主义——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攻读理科,希望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休养近3年。1918年重返日本后,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法文、英文,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文报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五四”时期,在日本为国内报刊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留日期间,翻译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1918年至1920年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1921年5月撰写长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补白谁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英文书由胡贻卜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是我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上刊登《大同学》一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3章的节译。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不过,这些毕竟是翻译外国人的著作。而国人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马君武等人著书立说,都曾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马恩的一些言论。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君武1903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培等在一些刊物上,也介绍过马恩及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也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带有不少错误和曲解。他们的本意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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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西方著名哲学家书籍目录关于苏格拉底的书  《苏格拉底这样思考:通向幸福生活的16种方式》  《苏格拉底传》  《与大师相遇——真理的追求者》  《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申辩》  《苏格拉底的审判》  《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  《苏格拉底的困惑》  《苏格拉底之道》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  《苏格拉底之死》  《谈话录》  《理想国》  《蝉》 柏拉图著作:  I《伊壁鸠鲁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篇》、 《斐多篇》 。  II《克堤拉斯篇》、《泰阿泰德篇》、《智士篇》 、《政治家篇》 。  III《巴曼尼得斯篇》、《菲力帕斯篇》 、《飨宴篇》、《斐德罗篇》。  IV《阿奇拜得篇之一》、《阿奇拜得篇之二》 、《高尔吉亚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理想国》 、《苏格拉底之死》。伪托柏拉图的著作:《米诺斯》(Minos)《欧律克西亚斯》(Eryxias)《泰戈斯》(Theages)《克里托芬》(Cleitophon)《爱人》(Lovers) 亚里士多德著作集  1、逻辑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以上六篇逻辑学著作总称《工具论》。  2、形而上学:《形而上学》。  3、自然哲学:《物理学》、《气象学》、《论天》、《论生灭》。  4、论动物:《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尼各马克伦理学》、《158城邦制》。  5、论人:《论灵魂》、《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  6、伦理学和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7、《修辞学》、《诗学》。黑格尔著作  《精神现象学》  《逻辑学》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全书分三个部分: 逻辑学、 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先后共出版过3个版本;其中逻辑学部分被称为“小逻辑”)  《法哲学原理》 《美学讲演录》(又译:《美学》、《谈美学》)  《历史哲学讲演录》  《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 叔本华主要著作列表  1813年大学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1816年,《论视觉与颜色》  1819年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他把客观世界同主体意识中的世界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他的唯意志论哲学体系:意志(自在之物)——理念(意志的直接客体化)——事物(意志的间接客体化)  1836年《论自然中的意志》  1839年,《论意志的自由》  1840年,《论道德的基础》   1841年《伦理学中的两个根本问题》  1851年,《附录与补遗》 马克思主要著作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8年-1841年)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844年)  《神圣家族》(1844年-1845年)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  《罢工和工人同盟》(1847年)  《哲学的贫困》(1847)  《工人联合会》(1847年)  《共产党宣言》(1848年)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福格特先生》(1860年)  《剩余价值理论》(1862年-1863年)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  《资本论》(1865年、1885年、1897年)恩格斯主要作品  《反杜林论》:集中当时多门科学的重要成果,批驳了杜林的理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哲学问题作出经典概括,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出了科学标准。  《自然辩证法》: 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国家的实质和其消亡的必然性,成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作品。 尼采主要著作 《悲剧的诞生》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不合时宜的考察》  《自白者和作家大卫·斯特劳斯》  《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部:  《历史之用途与滥用》  《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三部:  《教育家的叔本华》  《尼采论叔本华》 《古修辞学描述》  《不合时宜的考察》第四部:  《瓦格纳在拜洛伊特》  《人性,太人性的》第一卷《启示艺术家和文学家之灵魂》 《朝霞》  《快乐的知识》  《乐观的智慧》  《敌基督者》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善与恶的超越》一译 《善恶的彼岸》  《道德的谱系》  《瓦格纳事件》  《偶像的黄昏》  《上帝之死》  《上帝死了》  《尼采自传》  《瞧这个人》  《尼采的人生》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尼采诗抄》  《尼采诗选》  《快乐的智慧》  《我妹妹与我》  《我们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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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获得国内统一刊号的期刊,均为正式出版物。新闻出版总署从未就学术水平的高低为这些期刊划分过级别,仅从出版管理的角度,按照期刊主管单位的不同将期刊分成中央期刊和地方期刊,这样划分是为了按照期刊主管单位的不同对期刊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有的期刊在封面上刊载“国家一级期刊”等字样,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出来的, 并非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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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经历了从个人到团体、从萌芽到思潮的转变过程。  1、1917年十月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开始关注了解马克思主义,不过这时候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2、1918年李大钊等开始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十月革命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3、 1919年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大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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