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研究杂志版面费

Fairylkk 1小时前发布 赞 751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动态的体系，学派纷呈，内外互动，多姿多彩。而在诸子百家之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无疑是孔子和老子；渗透最深、流传最久的学派，无疑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儒道两家相比，儒显道隐。儒家名声显赫，在两千多年中居于社会思想文化的正宗和主导地位，是政治、教育和道德领域的指导思想；道家崇尚自然无为，与社会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处于在野的地位，但它形成一股强大的潜流，扩散到社会文化生活各个层面，凡有儒家的地方便有道家与之对待和互补。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假如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中国的传统思想就会失去一半光彩。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儒道互补是一项较新的规模巨大的研究课题，它涉及到整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长期进行研究。本文的任务是从宏观的高度，概括地提出关于儒道互补的基本理念和轮廓，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以便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入发展。研究儒道互补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积累丰厚。从思想的层面来说，它有着基本的价值观和哲学理念，有着贯彻始终的主线。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和核心是什么?它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通常我们能见到四种说法:第一种是儒家主干说，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持此见解。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直至辛亥革命之前，儒学一向是官学，是最正统的意识形态；依据儒家思想而建立的礼教制度和文化还支配着社会的教育、道德及民俗，所以儒学为百家之首。儒家主干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第二种是道家主干说。提倡此说也有一些学者，其最得力者当属大陆、台湾两栖的道家学者陈鼓应教授。他认为，就传统文化整体而言，当然儒家是主导的，但就哲学层面而言，则以道家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以道家为主干。陈教授认为，被人们看作是儒家哲学经典的《易传》实际上是黄老道家作品。我们的确不能否认，道家在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观等领域的贡献比儒家要大，道家的抽象思维发达，善于作形而上的思考。所以道家主干说自有其合理论据。第三种是儒佛道三教鼎立说。史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很早就有“儒佛道三教”的提法。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以儒佛道三教并立与合流为基本线索，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三教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认为，魏晋以降，儒佛道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其中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他们的合流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全局，其他各教各家皆不能与之比拟，这也是历史事实。第四种便是儒道互补说，这正是本课题所要阐述的观点。我们认为，前三种说法尽管有其根据，但不免有所偏失，未能十分精确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核心脉络；只有儒道并立与互补之说，才能从深层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儒家主干说的缺点是只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显流，而忽略了它的隐流，或者说只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的阳刚一面，而忽略了它的阴柔一面，不能完整体现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事实上孔老和儒道总是既互相对待又形影不离，互相推扬，共同发展。道家主干说的缺点是过分抬高了道家的地位，把与儒家相依赖而存在、并以调节功能为主的道家，夸大成导向性和动力型的学说，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史，也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本质。如果我们把人生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心内容，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儒学在哲学史上仍然起主导的作用。儒佛道三教鼎立说的缺点有二:是它无法说明先秦和两汉的思想史，所以不能贯彻历史全过程，二是缺乏对三教关系的深层次分析，事实上三教合流正是建立在儒道互补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并立与互补，是源远流长、贯彻思想史始终的基本脉络，它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其他各教诸家都围绕这个基本脉络而开展自己的思想，外来的佛教文化也是通过儒道互补的途径实现其中国化的目标。抓住了儒道互补，就等于抓住了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大纲。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道家是“立教”之学，向世人展示了各自独特的价值体系，儒家以“仁”为其宗旨，道家以“道”为其指归，在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方向和铸造民族之魂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儒道两家都出现了一批大学者，将孔子老子的思想加以开拓发展，使之常住常新。两家的人生智慧、政治智慧和文化智慧，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各角落，逐渐凝聚成为一种国民性格。举例说，普通中国人重家庭重孝道重信义，表现出儒家的素养；同时普通中国人又崇尚自然，知足常乐，表现出道家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孔孟老庄的思想并受其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多数知识分子接受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和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六十章，下引《老子》只注章数)的影响，既不热心于宗教，又不反对宗教，而看重宗教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在对待政治和生活的态度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方面受儒家哲学的影响，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采取入世的积极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必要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成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历史上有不少士大夫，为官时或顺境中以儒家为归依，坚守道德良知，维护纲常名教，争做忠臣良将；在野时或在逆境中则以道家为归依，淡泊名利，独善其身，洒脱自在，保持着自己的真朴之性。儒道交替为用，士大夫们可以在曲折的生活中左右逢源，不失其精神依托，这叫着进退出处之道。这种“士的精神”的实质就是儒道互补。 儒学史的研究在过去一直以经学史为轴心。近代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儒学与佛学的交融互动，但比较忽略儒学与道家的互渗互补。事实上道家对儒学的影响至少不比佛学更次要，如果不认真研究，儒学史的真实面貌就不可能揭示清楚。道家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更差。老庄之学、黄老之学、魏晋玄学，这是人们关注的三个热点。魏晋以后，道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不清，它实际上寓于道教中，并且相当一部分与儒学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指魏晋玄学——笔者)；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指宋明道家——笔者)。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按照冯友兰的上述说法，新道家之新在于“接近儒家”，新儒家之新在于“接近道家”，可见儒道互补是两家学说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佛学史也与儒道互补密切相关。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玄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慢慢融于中国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佛学一方面吸收道家思想与话语，重新解释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又吸引儒家的参与意识和伦理思想，使佛学更加贴近现实人生。例如禅宗不立文字、主张顿悟，蔑视经典和权威，这是受了道家“得意忘言”论和回归自我论的启发。禅宗又主张在入世中出世，即俗而真，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这是吸纳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佛学也给予儒学和道家道教以重大影响，它的性空学说强化了道家的超越精神，它的中观学说也给予道教内丹学以重要启迪，它的整个哲学思想为儒学建立本体形上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儒、佛、道三教之间是互动的。儒、佛、道三教各自的历史与三教关系史的研究，都需要研究儒道互补，才能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