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陈云研究杂志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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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中央决定委托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此次会议对发行公债问题进行了正式研究。陈云认为：面对这种财政困难的情况，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会加剧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

beyondsun 1小时前发布 赞 761

陈云，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纪委书记。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陈云同志曾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以往经济建设方面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次调整，使“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经常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的经济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深刻认识。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