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杂志难不难

wangjie198399 1小时前发布 赞 356

不是。 《春秋》可说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说，《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第一部历史书。《尚书》各自分篇，只如保留着一些文件，或档案。试作一浅譬，如我们眼前有一个少年棒球七虎队到美国去打了败仗回来，各方欢迎讲话，应有尽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剪报的贴在一起，标题“欢迎七虎队回国”，却只有打败仗之详情，不在这许多文件中。《尚书》有些处是如此。孔子《春秋》则不然，它是历史书中之编年体，前后两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照着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顺序编下，以后中国便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这事顾亭林《日知录》里曾说过。此下《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至于从《春秋》到《通鉴》，中间断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里，也逐年来把它审订了。诸位或许又要认为只学历史，不学诸子，看我书名便不想看。遇到学诸子学的，也只想在我那书里找寻些对诸子有关材料，那我对此一方面的贡献，也就全无可说了。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编年史，故其书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载，无事即阙，亦有一事而连续分载在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如是般的历史记载，实在该当得我们把伟大二字来批评它。我们说孔子《春秋》是中国一部极伟大的历史书，实也一些不过奖。但《春秋》实非孔子首创，孔子以前已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墨子书里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春秋》各国皆有。但为何韩起到鲁国始见《春秋》呢？孟子书里说：“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当时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而史书的名字不同，更应是史书的体裁也不同，鲁《春秋》之体裁或许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规定，所以韩起见之，要说周礼在鲁了。孟子书里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另有问题该作一交代。上次讲过：中国古代有《诗》丶《书》两种书，孔子教人也常《诗》、《书》并举。我们此刻讲中国第一部古史是《尚书》，第二部是《春秋》，如何盂子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诗》和《春秋》合在一块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西周书》里仅是几批档案与文件，而《诗经·大雅》把西周开国前后历史原原本本，从头诉说。今若说，那时更接近历史记载的是《诗》不是《书》，此话也不为过。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时有歌舞，打了胜仗回来，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词或是策励，或是慰劳，皆收在《诗经》里。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所以我们读《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侯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但究亡在什么时候呢？照一般说法，这应在宣王以后，至于平王东迁的一段时期中。但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又该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历史记载。那时四方诸侯来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却分派很多史官到诸侯各国去，这些证据，在先秦古籍里尚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记》，记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转到外面的。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那真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精神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我们此刻在谈中国史学名著，我想连带应该知道些中国历来的史官制度，以及历来中国人那一番重视历史的传统精神才是。此下历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处不提，只讲孟子这两句话。大概在宣王时，或许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国去，其时周之王政一时中兴，尚未到崩溃阶段，此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却大见功效，即是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了。其时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发生事变呈报中央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此之谓赴告。大概鲁国守此制度未坏，各地史官赴告材料均尚保持完整，因此韩起见了鲁《春秋》而说周礼在鲁。孔子则是根据此项材料来作《春秋》。当然并不是全部抄撮，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孔于为何要如此般来编写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中道理，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一转手，政府的官史，遂变成了民间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当时，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国，随时报告所在各国之事变，此项制度，自有其意义与作用。但到平王东迁，此项制度作用已失，意义全非。孔子把来脱胎换骨，化臭腐为神奇，他的《春秋》所载遂成为整个全中国，整个全天下的历史。时代尽管杂乱，他所写出的历史，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则只是时代性的，面孔子《春秋》则成为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此刻另讲一问题，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一条虽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但若说仅把旧史修改几个字和几句辞，如此写下，此其价值究何在，此问题则成为自来治《春秋》者一大问题。上一堂讲过，《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人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又如《春秋》“赵盾弑其君”，孔子本是依旧史原文，但《左传》所载事实则晋灵公非赵盾所杀，又添上一节说孔子惋惜赵盾，说他逃出了晋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据《左传》之事，即可见赵盾弑君之罪。《左传》作者乃为赵盾求解脱，其称孔子语，苟非伪造，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又如《春秋》记：“许世子止弑其君。”此事《左传》、《公羊》、《谷梁》三书所记各异。《左传》说：“饮太子药”，这当然已很清楚是儿子弑君了。而《公羊传》记得更明白，说：“止进药而药杀其父。”这显然不成问题了。但《谷梁传》却说：父病，子当尝药，许世子没有懂得这礼，所以孔子责他弑君。“不尝药”与“饮太子药”或说“进药而杀其父”这中间显然有不同。《谷梁传》无端加上一个不尝药之罪来讲孔子《春秋》，这显然是大错。如此之类的问题，不知有多少。大家尽在此等处去讲《春秋》，讲得愈详密，《春秋》大义便会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最难讲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说孔子《春秋》没有褒贬，此决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吗？然而褒贬只在他们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颇于事不详，于是读者遂来求孔子《春秋》之“书法”，又从“书法”中定出“凡例”，杜预注《左传》，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这便愈讲愈远了。如《春秋》书王正月共九十二处，春不书王一百零八处，试问如何一次一次地来讲求？当知《春秋》大问题，并不在这些上。现在我们脱离了经学案臼，此等处皆可不理会。尤其如晚清末年的公羊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家”，他们讲孔子《春秋》，真讲得天花乱坠，像是大义微言，几千年来被埋没，由他们发现了，其实都是讲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来附会夏统、商统、周统，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实很简单，正月有事，就书王正月。正月没事，便书王二月。二月没事，就书王三月。若整个春天全没事，便只写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写一个王正月，恐人疑是史书有忘脱。故正月无事书二月，二月无事书三月，三月无事空写一个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这一体例在宋代的理学家已讲正了，但清代的考据学家又胡涂再来重讲，反讲到大错特错。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吕不韦，生年不详，战国末期卫国人。作品《吕氏春秋察今》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魏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正在努力！ 1小时前发布 赞 280

1、《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2、《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所以，它们不是同一本书。还可以吗？

只为一个梦 1小时前发布 赞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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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dragon656 2小时前发布 赞 640

不是,春秋是孔子编撰的,而吕氏春秋是是吕不韦及其门客编撰的。

denesefang 2小时前发布 赞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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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痕 2小时前发布 赞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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